十年

電影《十年》是對香港十年後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轉變作出想像。看完後，我隨即有個感覺：有無咁誇？這可能是出於心底不想見這結果，也可能因為個別短片實在有點嘩眾聚寵。然而， 回想在十年前，我又是否會預料到今日的社會光景？

1.前任特首及司級官員涉貪或已判罪，現任的收了五千萬而不親自作公開解釋；

2.廉署一哥跟國內官員一樣「酒池肉林」；

3.不只一次，疑似黑社會或流氓等介入社會事件支持政府；

4.政府沒有正視執法者濫權，反而拖延處理事件；

5.當政者公然扭曲普選的定義；

6.傳媒工作者無故被襲，電視牌照數目無理被規限；

7.高級知識份子公然集體作出荒天下之大謬的決定；

8.中共在基本法上僭建新的指引、解釋及白皮書；

9.香港人竟會噓國歌

10. 中年學者及年老牧師竟甘願走到街上違法達義

......

隨便都可以寫下近來使人不寒而慄、感到困惑或憤怒的事，若要再寫，還可以有更多。十年前，我們或會想像到當中一兩件事，但若說十件或更多這類的事全部發生，十年前的香港人必會說：有無咁誇？所以，從香港過去的變化而言，這電影的故事也非危言聳聽或憑空想像，事實上部份情節是從上述事件引伸出來。然而，歷史發展又不一定是直線重覆著先前的路，它往往充滿很多意料之外的事。電影也不是為香港敲響死亡宿命的喪鐘，它更想要帶出的意思：為時未晚，今日不要習慣了扭曲的價值。

電影由五部短片(浮跨、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土蛋)組合而成，所以整體而言有些零碎的感覺，但也可以看電影是藉著不同短片，描繪香港在全面赤化威脅下的眾生相，詳情及我的短評如下：

浮跨 — 講述政權與黑勢力勾結，故事具震撼力，讓人反思「既然無力反抗政權，不如相信它，跟它合作」是否一條出路？

冬蟬 — 以保育為題，但手法抽象，故事顯得無厘頭，給人無病呻吟的感覺。

方言 — 談論廣東話漸被普通話取代，普通市民的生計如何受到影響。劇情太單薄，有點嘩眾聚寵。

自焚者 — 描述一群擁抱理想及堅持原則的人如何回應政治黑暗，內容豐富及有警世性，手法獨特感人。

本土蛋 — 智叔壓軸出場，以父子兩代為背景論述政權對市民的思想控制，故事有溫情及具啟發性。

整體而言，電影雖有不足之處，但更多的內容是很直接、震撼及另類，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給人很多反思，也同時帶來一點沉重的本地電影。

從2015區選反思教會牧養

近來全城焦點集中在區議會選舉，因為它的結果有特別意義，可以在某程上反映佔中所帶來的影響，也可以驗證先前眾多對佔中影響的不同分析，那一些才是較為準確。所以，現時坊間仍熱烈討論是次選舉結果所反映的社會情況。對於教會而言，是次選舉是否也同樣具有意義，為今日的教會牧養帶來一些方向指引？本文按所觀察的現象作初步分析推論，並提出教會牧養上三個值得關注的方向。

是次選舉創下歷來區議會選舉的最高投票率(47.01%)，比起2011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41.49%)增長了約5.5個百分點。這證實了先前不少調查顯示，近年來一般市民提高了對政治及社會的關懷。[1]現時看來，這關懷已去到採取實質行動的地步。若我們相信，在這個時局之下信徒群體大致也同樣提高了對政治及社會的關懷，今日教會牧養就更離不開政治與社會議題。具體而言，信徒可能期望教會除了在原則上教導政教關係之外，教會也要從信仰角度分析社會議題，並且作出公開回應，在有需要的時候甚至作出行動。今日教會若仍是抱著簡單的政教分離信念，對社會事情不聞不問，或只把社會議題作為教會的代禱事項，那麼就只會有更多信徒感到信仰離地。

是次選舉雖然有高投票率，但結果沒有多大改變現時的政治生態。換言之，以往說高投票率有利泛民，在今次選舉中並不明顯。現時坊間仍熱烈分析這現象，其中一個較為簡單的解釋是在建制與民主派當中也多了人出來投票。[2]這反映出佔中所帶來的社會分裂是真實，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所分裂的兩大陣營也有相當的支持。換言之，所謂反佔中的沉默大多數，或許沒有所說的那麼多；同樣，佔中使很多年輕人反對政府，其影響也未必有所說的大。教會在這個分化處境下去回應社會議題時要分外謹慎，務要反覆考慮不同觀點，切忌隨便基於簡化的理由作出批判，例如單單因為人不守法或對某事件沉默就在明在暗作出指責嘲弄，這只會把分化帶入教會。這不是說教會要作「和稀泥」，而是社會一年多的分化或顯示出雙方仍堅持著不同的價值，社會仍需要時間與機會讓分裂雙方有更多彼此了解及反省。教會當前可以作的是在牧養上促進教內「藍黃」信徒在政治立場上互相了解，教會本身也要作個好的聆聽者，細心思量各方的理據，以信仰作持平的回應。

是次選舉的另一個特色是不少年輕甚至是沒有從政經驗的人勝出，資深的政治明星卻紛紛落敗。坊間有分析指這除了表示市民渴望求變之外，也反映出更多市民接受新興組織或年輕人所提倡的本土意識及社區深耕細作。[3]這可以說明佔中後所提出在社區深耕細作的概念，得到具體落實並初見成效。所以，在市民普遍提高了政治意識及社會關懷之下，再加上新興力量及其他政黨紛紛在社區深耕細作，這或會為社區帶來全新的局面。教會，尤其是那些走社區教會之路的堂會或有辦社會服務的教會，在這可能出現的新局面中可以有何角色？昔日有教會組織在民主運動中發揮聯繫作用，有份促成每年的七一大遊行。[4]今日教會又是否可以在社區中發揮類似的角色，讓人認識到教會不是座落於社區中的一個私人宗教俱樂部，她的存在跟社區發展是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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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大民研：政治關注10年新高〉，《明報》(2015年1月7日)。

[2] 蔡子強：〈區選結果大有可能讓泛民政治路線調整〉，《明報》(2015年11月24日)。

[3] 練乙錚：〈傘兵．本土．陳雲．當權派厲害新招〉，《信報》(2015年11月26日)。

[4] 這方面的資料可參鄭鈺鈿：〈十年回望—九十年代香港教會關社行動評議(三)〉，《時代論壇》，第627期(1999年9月)。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下)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論到學術自由跟基督信仰並不矛盾，在實際上教會與教會大學應保持一種互信的張力，好讓教會大學可以在學術自由下幫助教會適切回應時代的變化。在香港教會的處境下，這一切或許可以應用在神學院與所屬宗派(或支持教會)的關係，但這並非本文所要關注，本文想要討論學術自由如何在教會中得以普及，甚至落實於看似跟它風馬牛不相及的堂會之中。在未討論「如何」之前，我們可能先要討論「為何」：堂會為何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兩者為何會拉上關係？

猶記得年多前，當普選議題在全城鬧得熱烘烘之時，有親建制人士質問支持普選的陳日君，他的主教位份又為何不是經教內選舉產生？提問者或許是帶著挑釁的心態，但這問題本身值得教會反思。當然，教會本身有其信念、傳統及文化，跟公民社會的情況有所不同，所以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作直接比較，但若教會在高談支持普選及學術自由之餘，教會本身體制或在不同層面也甚少反映出這些價值，教會是否顯得有點言行不一，能說不能行？其實，教會除了以宣講或文字聲明等表達信息之外，其體制與運作本身也是一個信息，若教會沒有一處彰顯學術自由的價值，仍留在教會的信徒自然不太重視教會內的學術自由，教會對外宣稱著重學術自由等信息，也必然被打上折扣。所以，教會可以思考如何在體制及不同層面的運作之中，或是宗派傳統，崇拜模式及小組團契等，彰顯出當代社會所重視的社群美德及價值，這就如聖經所說「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這不但讓教會可以言行一致，教會也可以作為實踐這些社群價值的個別範例，供人參考。

本文就著學術自由這方面提出幾個建議，好讓堂會在日常運作可彰顯出學術自由的價值。然而，學術自由的討論往往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獨立架構等有關，所以以下建議不把這些作出區分。在堂會的日常運作之中，講道及主日學是主要跟學術自由較有關係的事工，以下是有關這些事工的天馬行空構想：

主日學 — 在現時神學教育普及的情況下，不少在職信徒領袖也有資格在堂會教導主日學。但主日學的安排包括課題及老師人選，大多數是由牧者決定。若要主日學多一點自由空間，堂會可考慮開放一個公開主日學科目，讓會友自由提出課題、內容及老師人選的建議，最後由會眾投票決定那個建議成為公開科目。這安排有點像社會要求政府開放公眾電波頻道作民間廣播。在這安排下，個別有學職的信徒可以有機會獨立地，直接及公開跟會眾討論信仰題目，教會領導若對課堂內容有不同觀點，他們可以在課堂上作出回應。

講道 — 不少堂會也安排信徒領袖教授主日學，但少有堂會接受信徒領袖負責講道事奉，這不但是實際技巧的問題，更涉及對講道背後的傳統及信念。然而，堂會也可以讓信徒以其他方式參與講道事奉，例如在講道後增設由信徒領袖負責的回應環節。另外，一般信徒也可以藉著講道檢討去參與講道的安排。現時大部份堂會的講道安排都是由牧者一手包辦，牧者之間或會就著每次講道有檢討，但這些檢討很少會對外開放。所以，堂會可以考慮定期對講道作普及量化調查，好使教會領導大致了解會眾對講道的意見，從而作出適切的安排。其實，坦白地說，會眾是每次講道的直接受眾，他們在沒有選擇之下每週要花上個多小時聽道，若說他們在講道的檢討上應有一定參與，實不為過。與此同時，堂會還要在講道上作深入一點的檢討，例如定期召開講道檢討會議，讓牧者跟執事、堂委及個別資深信徒等一同在這方面作具體傾談。當堂會設立了這些檢討機制，並且按檢討結果調整講道安排，堂會的講壇可以保持持平開放，減低被個別教會領袖，按其一己的信念或其他原因，壟斷了講道的安排，從而也主導了堂會的教導信息。

圖片出處：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kkYqOAAVgYOHuXWReG-XNxmYcBU1Yi_dlTXYkRRKpq8ga5Z7Z3KmDqXwCvJqPHxCJw4LFy9kJq3LCKKhbHk77fXKQipI1T7C98wFilsvC3zKi55HpbsqhKre9sEs4czLuVgOCU00AlCc/s1600/DISCUSSION+GROUP-3.jpg

新世代的長幼共融

電影《見習無限耆》近來的口碑甚佳，這使我感到有點意料，因為故事本身可說是生活小品，不過是把一名70歲的老人放在以青年人為主的網購公司內，好使新舊文化衝激起一幕幕搞笑及感人的情節。然而，想深一層，電影之所以引起人的共鳴也是有其原因，或許是它顯示出現代社會中因年齡差異而帶來的文化多元，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現代社會早已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包括年齡及文化多元，長幼共融也不是甚麼新的題目，但隨著醫學科技及過去的文明發展，現代社會多了一群有學識，而且在身體及精神狀態俱佳的長者，他們在各方面的影響力遠遠高於上一代的長者，現代社會當就此現象調整對長者的定位。

以往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看長者就是權威，後來漸漸發現這帶來很大問題，於是轉為把長者置於邊緣的位置，離開權力的核心，叫他們安於退休生活。他們最多也不過是以義工的身份或閒角重投社會。但面對新一代的長者群，這電影為長者角色提供另一個定位，長者不用再是權威，也不必只可當閒角。

 (Ben與年輕同事打成一片)

 (Ben聽候秘書同事的指示)

70歲的Ben在退休前曾任總裁，現時他不再以這身份，也不是以甚麼顧問或導師等高級角色重投社會，他只是一名跟其他同事一同並排而坐的實習生，一名幫老闆Jules清洗衣服污漬的助手。然而，這不是說他就是一名閒角，重投社會只是為了打發時間。事實上，Ben的影響力是無人能及，不過這影響力不是以高姿態的形式出現。Ben的親和力凝聚起公司的同事，他的洞察力也幫助及成就了青年人，包括他的老闆Jules。這些都是能幹反應快的Jules所未有的能力。所以，在新的世代中，長者應有他們的一個角色，他們不應戀棧權位，也不應被置於社會的邊緣。

     (Jules教Ben開facebook戶口)

電影也顯示新世代的長幼共融是要各人有具自信的開放。故事中的網購公司不會因Ben的加入而有任何改變，意味青年人不用改變他們的世界去遷就長者，但青年人要接納Ben這位年長同事，幫助他如何開啟手提電腦及開設facebook戶口；同時，Ben在跟人合作時努力適應新文化，但也對自己年代的文化充滿信心，不刻意改變自己的生活作風，例如Jules對Ben說不用穿西裝上班，只要穿得舒適就可以，Ben妙語回應說西裝就是他上班最舒適的裝束。Ben顯露出一種自信的開放，相反Jules起初就不太接受到長者在公司當實習生，這一語道破開放與否，不是年齡的問題，是在於人的修為及意願。

等 — 有美於泡咖啡，有惡於等首副

海邊的一座咖啡屋﹗不用再說甚麼，這已給人一種浪漫、優美及鬆弛的感覺，所以電影《海邊咖啡屋》單單片名就已有一定的吸引力。它在台灣的名稱是《寧靜咖啡館之歌》，片名雖然沒有了海邊，卻換上寧靜之歌，發揮著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不少看過這電影的人也表示，很喜歡電影給人舒服、溫暖及寧靜的感覺。這電影是典型的日本小品文藝類型，淡淡細緻描繪人與人之間不同的感情。電影的純樸氣氛、壯闊美麗的海洋背景及柔和奪目的色彩，使人想起另一同類日本電影《第二扇窗》(Still the Water)。

電影故事大致講述主角吉田岬返回故鄉，等候因船難失蹤的父親歸來。她把父親在鄉間的船屋改建為一間海邊咖啡屋，這咖啡屋也重建了鄰近一個單親家庭。溫情及純樸固然是電影的重要元素，但不論英文片名“The Furthest End Awaits”或日文片名さいはてにて-かけがえのない場所-(據說意思是「最終盡頭，無可替代的地方」)，[1]也沒有咖啡、海邊或寧靜等字眼，有的只是「盡頭」及「等候」。英文片名有終極等候的意思，日文片名也可以有這意思，因為片名表達那盡頭是無可替代，它就當然值得人去等候。所以，「等候」是電影的焦點所在，它貫穿電影中多個情節，例如吉田岬等候父親歸來，她自己在最後也成了別人的等候對象；那單親家庭的子女常等候母親繪里子歸來，繪里子又常在工作中等候客人回覆，就連電影的重要場景 — 泡咖啡，它本身就是一個要慢要等的程序。劇中吉田岬教導繪里子泡咖啡時，她多次強調要慢、再慢、再慢一點。這幕正好襯托出電影所要表達的等候：為了一杯完美的咖啡，人願意等，也必須要等；同樣，儘管吉田岬的父親已失蹤多年，他在法律上已算為死亡，但為了見父親一面，吉田岬仍願返回家鄉去等，因為她父親就是她心中的「最終盡頭，無可替代的地方」。吉田岬等待父親，但她不是呆呆地等，在等候期間她把破爛的船屋改變為朝氣勃勃的咖啡屋，改變了繪里子的家庭，也聯繫起跟父親一起失蹤的船員的家人。這是等候的動態及積極的一面。

現代社會講求效率，追求即時及瞬間速度，這本是無可厚非，但我們在其中似乎漸漸忘記了等候，把它看為落伍、無奈及失敗，以致我們忽略了等候的操練，也看不見它的美。電影表達出等候可以是浪漫與感人，也可以有著建設性與凝聚力。人為了那無可替代之終極目的，等候也是必須及值得，就如基督宗教信徒等候耶穌基督的再臨。然而，正如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等可以很優美如泡咖啡，也可以很邪惡如等首副，作為掩飾實情的藉口。所以，讓我們在生活裏，特別在假期中，重尋等候之美，同時也慎防等候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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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akuai2.pixnet.net/blog/post/422631529-日影小心得：寧靜咖啡館之歌。但電影似有另一個稍為不同的日本片名さいはてにて-やさしい香りと待ちながら-，意思可能是「在最遠的，等待香味」，https://ja.wikipedia.org/wiki/さいはてにて-やさしい香りと待ちながら-。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論到從宗派傳統，教會制度或甚至是信徒的觀念之中，也反映出信徒群體不太重視學術自由。簡單究其原因，撇開人為的敗壞因素如鞏固權力及維護利益等不論，這或是出於教會的本質乃信念群體，信條、教義及傳統等，自古以來旨是教會最重要的遺產，所以教會往往視嚴防異端及捍衛真理為她其中一項首要任務。在這前題下，學術自由就不是那麼重要。換言之，教會著重教導信徒接受傳統及信條，並以此為基礎去實踐信仰，這比起教會革新傳統及反思信條，更為重要。

然而，教會也是一個尋求真理的群體，因為耶穌基督曾說凡屬真理的人就聽祂的話，祂本身也就是真理；從創造的角度看，所有真理也是上帝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所以，在這個敗壞的世界之中，教會應著重真理在自由的環境下越辯越明，不受人為的權力及傳統所左右，教會歷史也正正告訴我們，教內的權力及傳統可以如何壓制及扭曲真理。從這角度看，教會應重視學術自由的價值。事實上，學術自由不一定是甚麼洪水猛獸，威脅教會所持守的信念。這關係到甚麼是學術自由？教會如何實踐學術自由？我嘗試從一名更正教學者的觀點及天主教一個相關的個案作出討論。

美國Calvin College的院長Anthony J. Diekema在1996年退休之後，總結他過去40多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特別是從最後20年當院長的日子整理基督教學術自由的理念。Diekema指出學術自由不似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等有較為一致及明確的意思，人們基於不同的世界觀便對學術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及重視。他認為按基督教的世界觀而論，教會當重視學術自由，因為學術自由是基督信仰的的自由之合理延伸。基督釋放了罪人，好使他們可以自由回應上帝及服侍世人。基督徒學者既按上帝的呼召去尋求真理，他們當有自由去回應這個召命；學術自由也應是一種負責任的自由，為了回應上帝及服侍他人，而不是為了滿足一己之欲望，所以基督徒學者當有自由以學術尋真的方式服侍這個世代。基督教學院與他們所屬的教會，兩者扮演不同的角色，學院在學術自由之下可以為教會的信仰提供活力，使教會可以有革新的動力及作出切合時代的回應；教會則維持信仰群體及持守這群體的核心信念。兩者之間雖然必有張力，但雙方需要在彼此信任及尊重下合作。由於學術自由在不同的群體中會有不同的落實意思，所以Diekema建議教會與學院需要立約列明雙方對學術自由的共識，這必然包括學者個人的言論自由與學院在體制上的自主，雙方也要在約上表明共同持守的核心信念。[1]

天主教比更正教更著重體制與傳統，他們也在世界不同地方辦了不少高等學府，所以他們在教會與學術自由的關係上有很豐富的討論。我選取其中一件有關教廷與教授角力的經典個案來討論：1968年7月29日，教廷為了給教內有關節育的神學討論作一錘定音，便頒下教宗通諭(Encyclical) Humanae Vitae，禁止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即只許夫婦以計算女性生理週期的方式避孕。十多位美國天主教神學家隨即草擬公開聯署反對這通諭，並且跟教廷唱反調，指出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可以有助維繫婚姻價值。這聯署後來得到600多名天主教學者及其他不同組織支持，並且引起社會關注。教廷中有人認為這些神學家對教廷不忠，並且越軌干涉教會職事，使信徒感到混亂迷茫。這事後來越演越烈，天主教大學信託人委員會便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重點調查在此事中，上述神學家在表達異見時所採用的手法、姿態及對公眾的影響，是否有違天主教大學學者的本份。調查報告指出這些神學家盡上他們的本份，他們所作的事是天主教神學所容許的。信託人委員會接納報告有關學術的部份，認同這些神學家的學者責任，但信託人委員會沒有表示接納報告中有關神學的部份。換言之，他們沒有表示天主教神學中可以容許信徒公開反對教宗通諭。[2]

這事件可以引伸出很多不同範疇的討論，本文只想指出按調查報告所顯示，受聘於教會的學者公開反對教會高層的決定，這做法並沒有違反天主教的神學與傳統。從信託人委員會對報告的保留態度看，教廷在此事上或會有略為不同的理解，特別是教廷中的「鷹派」斷然否定天主教大學有學術自由，但至少教廷整體是容許神學家有這自由的空間。這事也未見對天主教的傳統及體制等帶來嚴重衝擊，也未見有很多信徒因此感到很大的困惑，所以學術自由是否必然破壞教會的體制權威，從而叫信徒陷於迷茫之中，這是值得商榷。另一方面，這事也顯示學術自由不是給學者的一道空泛的免死金牌，學者只要祭出「學術自由」的口號就可免卻一切責任。信託人委員會同意神學家是可以對教廷有異見，故此調查委員會的調查重點不在於此，而是神學家表達異見的手法、姿態及影響，具體而言是指到他們的異見之合理與真確性、他們在自我克制及尊重他人方面是否盡上合宜的責任、他們有否盡力澄清他們的異見僅代表個人。[3]所以，學術自由並非可以作無限引伸，學者不能以此為理由違反這些規範。

Diekema的觀點及天主教大學事件本身有不少限制，難以直接應用在香港的基督教教會之中，例如它們都是跟美國的教會大學有關，Diekema的觀點也未見有很大的影響。[4]我引述這些資料只是要指出，學術自由可以跟教會的信念及體制有良性的張力，但沒有必然的衝突。若香港的基督教教會要實踐學術自由，甚至是地方堂會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這將會是甚麼一回事？大家不妨天馬行空去想一想，我會在下文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是妙想天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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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hony J. Diekema, Academic Freedom and Christian Scholarship,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0). Diekema從現代思維入手去討論學術自由，所以他認為不單教會傳統，後現代思潮也可以是學術自由的威脅。

[2] 這事件還有很多重要的細節及理念，詳情可參John F. Hunt and Terrence R. Connel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sent: The Church and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9). 這書是由反對教宗通諭的神學家之辯護律師所寫，內容詳情記下事件的發展，並從他們的立場對信託人委員會作出批評。這事的發展也有很多餘波，突顯教廷與大學在學術自由上的張力，詳情參此文http://www.aaup.org/fil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df。

[3] 同上書，第五章及第九章。

[4] 最諷刺的是在Diekema退休後13年(2009年)，Calvin College校委會禁止教職員發表支持同性戀或相關議題，引來該校教授很大反應，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vin_College#Publications 。校委會此舉有破壞學術自由之嫌，這也似乎顯示Calvin College未有落實Diekema的觀點。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近日香港大學的「等埋首副」事件，使學術自由成為全城的關注議題。有人對此事感到憤怒，因為它反映特區政府要整頓香港大學，藉此收窄香港的學術自由，繼而在大學向莘莘學子進行洗腦式愛國教育。另有人卻認為社會反應太大，現時政府沒有限制學者的言論，也沒有以言入罪，怎能說政府破壞學術自由？香港大學既得公帑的資助，政府就必然在大學中有其角色。這兩類觀點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及重要性南轅北轍，反映兩類不同的社會意識。第一類認為社會要有獨立機關，不受財閥或政治等影響，可以按其專業持守社會的美善或在社會中發揮制衡作用，大學自主就是一個例子。第二類著重政府的全面管治，政府不單在社會各機制上有絕對執行力，也要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上作出「指導」，大學的財政既來自公帑，政府便有責任代表市民作出監督。本文只想借助上述兩類社會意識去談論一個較小範圍的學術自由：教會中的學術自由。從歷史角度而言，教會與學術自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大學是從中世紀的教會修院等演變而來，馬丁路德也因著反抗教廷而遭革除大學教席。自古以來，教會或信徒群體不時也因不滿學者的言論而干預大學或神學院的運作。今時今日，香港的教會(更正教)如何看教會內的學術自由？若教會當有學術自由，教會的運作模式當如何呈現出這自由呢？

論到學術自由，現時香港社會仍普遍接受上述第一類觀點，即肯定學術自由的重要性，至少我們暫未見那些攀附權貴人士為了討好當權者，便公然否定學術自由的重要性。然而，在教會中第二類的觀點可能更為普遍。例如當想到教會內的學術自由，自然會讓人想起神學院。宗派性的神學院或聯會的神學組等組織，往往被所屬宗派視為「學術打手」，它的任務是要發揚宗派的神學精神，培育宗派內的接班人，這也是神學院得教內「公帑」支持的原因。聞說有宗派神學院院董也以此為理由，插手神學院的人事任命，例如絕不聘任非所屬宗派會友的學者。即或有個別宗派對其神學院較寬鬆，但試問又有多少宗派可容得下神學院在重要的議題上跟宗派持不同意見？那些沒有宗派背景的神學院或學術組織，雖然沒有「教內公帑」的壓力，但也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又可稱為信心考驗)而非常慎言。堂會的情況也是一樣，甚少堂會設立一個獨立的智庫或信仰研究組織，這是資源及現實的問題，是可以理解。所以，堂會的學術事工主要也是主日講壇及主日學課程。牧者通常主導了主日講壇的內容，它可以說是教會內官方單向式的傳播平台。大型堂會的主日學也多數由牧者主導，只有中小型堂會因人手不足或有適合的信徒領袖當教師，主日學的空間相對較大，個別堂會的主日學內容可涉及一些較敏感或有別於教會領袖的立場的議題，但我相信這樣開放的主日學不多，有關堂會也要具體好些先決條件，例如具自信的牧者，堂會內開明的政治氣氛等。

這不是說教會的文化就是「等埋首副」，教會也有既定的章程及權力制衡的架構，領袖並不可以隨意行事，例如好些宗派以行政及牧養分家，長執會主席由信徒領袖擔任，他主導教會行政運作，卻不能插手牧養事務，這或許可以稱為「牧養自由」。當然，一言堂的教會也有不少。本文想指出的是當涉及教會內的學術領域或教導範疇，教會甚至不少信徒也會傾向第二類意識，即較為輕看教內學術自由的價值。下文會嘗試分析當中的原因，並提出教會內學術自由的可行模式及條件。

五個小孩喚醒中產力量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是以六年前廣為人知的四千五百元校長感人事件改編而成，主角呂校長毅然接受元岡幼稚園的挑戰，從而扭轉五個學生的命運，也為他們家庭帶來祝福。劇情雖沒有驚喜，但勝在真實，這使它成為一齣十分好的「催淚戲」。電影播放期間，因觀眾開啟紙巾包而產生的雜聲此起彼落，在場不少觀眾，不分男女，在散場時也顯得雙眼通紅。然而，除了「催淚」之外，電影也活生生地反映了現今香港的荒謬。電影中有好幾幕給我複雜的感受，既感動，又憤怒。這複雜感受主要是來自那五位學生的貧困處境：生活環境惡劣、小小年紀擔起家中要務，失去雙親，隨時失學等。所以，他們的夢想很卑微，只希望可以分擔父母的工作，減輕父母的勞苦。他們的處境跟50年代香港孩童生活情況相似，但何竟真實地出現在廿一世紀的香港社會裏？那位月薪比美國總統還要高的所謂首長，有何顏面去面對他們？為此，我感到憤怒。電影所反映的扭曲教育制度，新界土豪惡霸的囂張傲慢，也是叫人在淚水中感到一股怒氣。

然而，人單憑著一股怒氣，難以有甚麼作為。呂校長的感人故事之所以發生，至少要基於兩個因素。第一是經濟因素，即主角本身的中產背景，以致她無太多生活顧慮，可以去當四千五百元校長；第二是意識形態因素，即主角有著一種對現實的批判及追尋意義的毅力。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經濟因素使主角不會因生活巨大壓力而消磨意志，摧毀夢想，像那些學生的家長一樣；意識形態因素使她拒絕去當補習天后，不墮入金錢與名譽的陷阱之中。這個意識形態因素不一定是高言大智或曲高和寡，例如主角所表達的教育理念：生命影響生命，都是老掉牙的大道理。另外，那些未受過高深教育的學生家長與村民，也可感受到主角追尋意義的熱誠與毅力，最終也為之動容。然而，對於當權者、安於現況者及既得利益者，這個意識形態因素或會叫他們感到不安，因為它隱含著一股顛覆的力量，突破他們所定的常規，讓人可以另闢一片天空。它也具有一種道德的感召力，可動搖現存不公的制度，顯露當下的邪惡。電影以學校跟土豪惡霸的對立，顯出這股意識形態的力量如何動搖惡霸的利益，繼而批判當今教育制度之不濟及社會歪風。這種力量可說是軟弱者的大能，或稱為顛覆社會的軟實力，是那些窮得只有錢、剛愎自用、要強好勝者所不會懂的事。

五個孩子喚醒了中產的校長，以其經濟力量及顛覆社會的軟實力，打破現實的困局。今日香港豺狼當道，社會上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局面，實在需要更多中產覺醒，不單以其經濟實力，更加需要意識形態的軟實力，即那份對現實的批判及追尋意義的毅力，好去顛覆既定的常規框架，感召不同階層人士匯聚成一道改變現實的洪流。

機不可失？得不償失？

政改第二輪諮詢快將結束，不同意見及評論紛紛湧現。我嘗試從三個角度去整合近來所讀到的幾個主要觀點。

(一) 一國兩制

支持政改意見指香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央與香港市民也當在特首選舉中有其份，831決定正好體現了這兩點：中央確保愛國人士才可作為特首候選人，市民也可一人一票決定特首人選。即使民主國家如英國等，市民也無機會直接提名首相，所以每個國家也有她的普選特色，831決定下的特首選舉也可以是普選。

反對意見指中央曾承諾香港在2017可普選特首，基於這承諾，香港在2017年實行一個政治學者所共識的普選，即普遍市民也有提名權、被選權及投票權的特首普選，勝出者一如以往要得中央任命才可正式當上特首，這也可以體現出一國兩制的精神，中央與香港市民也在決定特首人選上有其份。在831決定下，提委會的組成方法並不公平，不同界別的選民人數基礎及選舉方法有很大差異，這樣的提委會難以說得上是有民意基礎，市民也因此難以說得上有實質的提名權及被選權。

短評：如何具體落實一國兩制可能沒有明確的標準，但普選的基本元素及831決定下的提委會是否公平，這些都是顯然易見。在位者與其在意識形態上扭曲普選的意思或對提委會的不公情況視若無睹，不如證明給實際的香港人看，是次政改對香港而言真的是一個不可失的機遇。

(二) 得與失

政府以「機不可失」為政改的宣傳口號，這個機遇應是指市民可以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投票權，這至少是民主權利的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是次政改也是向前發展的機遇，因為政改開展了第一步，儘管不是完美的第一步，但之後便會有改進的第二步，就如凡事也不可一步登天，民主政制也要一步步發展。

公民黨大玩諷刺，把政府的宣傳口號改為「得不償失」作反宣傳，顯示市民在政改上雖有所得，即一人一票的投票權，但所失去的會是更多更大。「失」就是若社會接受這樣一個只有投票權的選舉為普選，就等於放棄一個市民具有提及、參選及投票權的普選。再者，政改之下所產生的特首可挾著假民意授權，把香港進一步赤化，例如展開23條立法的程序。在社會意識上，接受假普選會助長社會的假冒意識，使香港如國內一樣腐化。這些都是袋住先的得不償失之處。

短評：政府沒有提出具體明確的保證，讓人看見政改下一步就是提高市民的參與權與提及權，反對意見的憂慮是合理的。另外，「只有投票權」的選舉是否比「連投票權也沒有」的選舉好呢？反對者提出袋住先對社會管治及意識的長遠負面影響，是否有點上綱上線？如李詠怡在3月4日明報所言，假普選不會改變現時政體本質，政府認受性同樣受到質疑，所以假普選下的特首不會比現時特首更易推行惡法。

(三) 現實的考慮

支持政改者如羅致光說「政治就是要在多元政見當中，尋找可妥協的空間，製造雙贏局面。」現實就是中共不會更改831的決定，因為國家安全壓到一切，包括真假普選的定義、831的法理基礎及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等，皆不是中央重要的考慮。所以，香港只可務實地在831框架下討論選舉方式。例如政府建議藉著辦民調及公開辯論，使公眾的意見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力量影響提委會的投票決定，這樣可說是間接使市民參與特首的出閘選舉。陳宏毅也提出他的「白票守尾門」建議，使市民在831框架下對提委會有所制衡。陳方安生等人提出有「候補人」概念的方案，也有著類似制提委會的作用。若政改被否決，香港政制只會維持不變，這包括立法會的普選也會遙遙無期。

反對政改者認為現實就是從831決定的表達字句來看，中央看831框架適用於2017年之後的特首選舉，所以即使這次政改是第一步，之後的政改也離不開831框架，即普遍市民仍是沒有提名權及參選權，香港的政治模式會變成選舉威權制：執政黨長遠執政而反對黨永在邊緣。同一道理，若政改方案也可算為普選而獲通過，2020年所謂立法會普選也必然是膺品。事實上，政府及建制派也常暗示未來立法會普選沒有必要取消功能組別。所以，香港應一開始就向831決定明確說不。

短評：政府用心良苦想出使提委會選舉有普選果效的方法，這方法是否行得通，取決於提委會產生方法及成員的素質。但831框架下不少提委會成員不用面對市民，若他們為人如689一樣厚顏無恥，他們可完全漠視民調或公開辯論結果，只按特別指示或個人利益去投票。換言之，市民仍是無從制衡提委會。「白票守尾門」在概念上雖是有些古怪，但原則上它是可以讓市民對提委會作出一定實際的制衡，可惜暫時只得大律師公會及唐英年的支持。另外，若現實就是看不見未來有真普通，我們何不真真實實讓人知道香港就是沒有普選的城市？

總結：

記得第一次出門到外地的時候，父母向我千叮萬囑說在出入境時要非常小心別人提出「袋住先」的請求。首先要先搞清楚所袋住先的東西是甚麼，也要想想作出這請求者是一個怎樣的人。若隨隨便便袋住先，後果可能萬劫不復。現時有人向我們作出袋住先的建議，我們也可以想想我們要袋住甚麼？提出建議的人是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