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過後，許多德國少年戰俘被強迫拆走德軍所埋下的地雷，他們在完成這危險任務之後才可得到釋放返回德國。電影《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以此事為背景，講述一名丹麥軍官被指派帶領十名少年德國戰俘拆去海灘上45000個地雷。在二戰期間，丹麥曾被德國佔領了一段日子，所以戰後丹麥人對德國人恨之入骨，這名軍官也不例外，但他因著親身接觸這些少年人，又親眼目睹他們一個又一個在拆地雷時斷送生命，就改變了對這些德國少年人的觀感，最後他竟設法營救那幾名僅餘存活的少年人。
現實往往是複雜，這電影沒有淡化這事的複雜性，它有好幾幕刻意顯出一些難言對錯的矛盾，例如軍官沒有為德國少年提供食物，以致他們身體不適，這大大增加他們拆地雷時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劇情也指出戰後食物供應十分緊張，丹麥人沒有理由為德國戰俘提供食物。又例如丹麥強迫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拆地雷固然是不公平，但這些少年人既然上得戰場，就是德軍的一份子，比起丹麥人他們就更應去拆除德軍埋下的地雷。事實上，若他們不去拆，最後就必然是沒有人拆或由丹麥人冒死去拆，這對丹麥又豈是公平？
然而，不管誰對誰錯，這些少年人確實是其中一群無辜者。那麼，到底是誰迫使這些仍有大好青春的少年人去冒死？首先當然是丹麥人，他們只因著少年人是德國軍人，又因著丹麥人的國仇家恨大命題，就掩蓋了他們對少年人的憐惜，不理他們的死活。其次是德國人，或許在戰爭後期德國壯男大多數己上了戰場，只剩下少年人，但為著國家的「偉大目標」，德國就連少年人也不放過，推他們上戰場去，他們也因此成為戰俘。不論是丹麥人或德國人，背後也是一種國家意識及情懷，使丹麥人去恨一些私下跟他們無怨無仇的少年人，也使德國人親手摧毀他們的下一代，間接叫下一代作他們的代罪羔羊，去還他們所留下的戰爭債。
所以，十名少年拆掉地雷，他們的故事也拆掉所謂國仇家恨的大義凜然，讓那軍官可以脫離國仇家恨的綑綁，以人本性的善去對待這些少年人。少年人的故事也拆掉了所謂為國捐軀成就大義的神聖，叫我們反思國家這群體到底有多神聖。
誠然，人是活在群體之中，這群體可以是一個個具體有交往的三五知己，親朋戚友；也可以是概念性及以地域或血緣為本的社區、城市及國家；又可以是以價值、信念及傳統為本的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個群體可以說是比起其他群體更神聖及重要？論具體，國家比不上親朋戚友的群體；論範圍廣闊，國家又比不上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麼國家這群體的超然神聖地位從何而來？一個人要背負多少國仇家恨？人為國家名義的犧牲，又可以去到幾盡？有關國家的神聖，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所言甚是：
In
most of its descriptions, modernity is presented as a time of secularization ……
and disenchantment. What is less often mentioned, however, though it should be,
is that modernity also deified and enchanted the “nation,” the new
authority—and so by proxy the man-made institutions that claimed to speak and
act in its name. “The sacred” was not so much disavowed as made the target of
an “unfriendly takeover”: moved under different management and put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ergent nation-state.[1]
在大部分對它的描述中，現代性被說成是一個世俗化‥‥‥和解魅化的時期。然而，較少提及的(雖然應該提及)是，現代性也把「國家」這個新的權威神格化和迷住了 — 那些聲稱以國家的名義說話行事的、由人所創辦的、並代表國家的機構亦復如是。與其說「神聖的成分」被否認，不如說它成為了一種「被不友善的接管」的對象：被另一種管理手法移除，並使之為新興的國家效勞。(李金好譯)
簡單而言，Bauman大致指出現代為以往很多東西除去神聖的元素，卻為「國家」這概念添上神聖一面。然而，今日不少人把這些添上的神聖，看為是理所當然。走筆至此，想起香港近來有好幾件關於國家及國旗的神聖不可侵犯事件，不禁有點心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