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喜歡讀練乙錚的文章，因為他的討論不會流於概念爭論或陰謀論的推測，而是建基於實質的數據及事實分析。他在前日竟大談六四的神學意義，雖然他之前也曾撰文從耶穌潔淨聖殿一事討論佔中，但今次他討論神學仍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不能不讀。
練討論歷史事件與上帝啟示的關係，這是一個容易流於主觀猜想的題目，神學人討論時也要小心翼翼，但練大膽踏入這地雷區，他所提出的神學觀點因此也自然帶來不少爭議。就以我較為熟悉的新約研究而言，文章提出「保祿(羅)和他的教會都是當權派的支持者」，文章又認為保羅主義就是對政權的支持等。即使這些見解是過去保羅神學的主流意見，但新近的聖經研究特別是對保羅的政治詮釋(或稱為社會修辭學詮釋)已有力挑戰過去政治上較保守的論述。另外，文章討論到傳統教會與政權的關係時，也忽略教會過去在歐美以外許多地方如南美及韓國等跟暴政對抗的歷史。
然而，我沒有期望一個經濟學者對神學有深入及較全面的討論，所以我不是要批評練的神學觀點，我較有興趣去回應他提出有關信徒跟政權的妥協與抗議的觀點。練正確指出香港教會中不少人跟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共政權的取態一樣，總期望以妥協及對話跟它交手，並且一邊交手一邊利用它所提供的好處。我想到在教會的處境中，這現象最典型例子就是以沉默去換取在國內傳福音的空間。練又認為信徒若繼續「滿懷希望地追尋對話、接受妥協，則耶和華的義怒必會降臨」。換言之，練認為信徒當抗爭，至少也應不跟政權合作。練的文章有助我整理了近年來對教會的妥協與抗爭的點滴思緒，詳情如下：
妥協
香港管治在回歸前特別是70年代起可說是合情合理，儘管社會沒有民主，但大致而言可說是用人唯才實事求是。教會在這個處境下以傳統上政治較保守的神學去回應社會，這是行之有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取態，例如教會跟政權合作為社會提供各樣服務，教會也不就社會議題表態等。然而，近年來香港社會在各方面特別是管治上已完全走樣，人盡皆知。教會領袖沒有理由察覺不到這變化，我也相信他們意識到傳統的一套神學在回應社會上已漸漸不太中用，但他們當中不少人仍緊緊擁抱這套神學，我觀察及估計箇中原因是他們未知如何回應當下劇變，因為一切轉變都來得太快太陌生，所以他們只好藉著否定眼前社會的根本變化，堅持香港仍是那個「相對公義」的大都市，以此去支持他們所熟悉的一套傳統神學仍然適用，這樣才可以消除他們心中那種因時代轉變帶來的惶恐。換言之，這是「解決不到問題就索性否定問題存在」的思維。所以，他們的妥協可能是一種逃避的表現。若叫他們去跟政權抗爭，即使只是公開發聲，這對他們而言也太陌生。
抗爭
練完全否定以妥協及對話的方式跟中共交手，我對此有些保留，但認為今時今日教會以此方式去回應政權是弊多於利，走這條路的信徒也要經常保持如履薄冰的意識。所以，我認為香港教會與其走傳統的路，即是不回應社會議題或配合政權去關懷社會，例不如思考如何在當下處境作個爭戰群體。聖經中不乏信仰的正邪爭戰的內容，例如新約《以弗所書》第六章以當時軍裝各配件作比喻，呼籲信徒「擸架撐」跟惡者抗爭；《啟示錄》也有信徒跟邪惡對抗的寓象。但傳統上教會把這些內容理解為指到信徒個人品格的操練，例如努力遏止內心的歪念，或認為聖經的鬥爭意識應解作傳教時的意識形態爭戰，例如教會相信未信者被那惡者迷惑，所以信徒在傳教時為他們解惑就是跟邪惡爭戰。靈恩派教會較多著重屬靈爭戰意識，但他們對爭戰的詮釋若非上述範疇便是有關靈界的鬥爭，後者往往涉及一些個人或宗教層面的神蹟奇事，例如驅鬼。我不否定這些詮釋的合理性，但我想提出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詮釋信仰的正邪爭戰，因為我們不能排除邪惡在個人私德、意識形態信念及神秘經驗之外的彰顯，例如藉制度上的不義及敗壞的政權在世肆虐，所以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在這方面跟惡者爭戰。事實上，近代教會歷史有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可作具體參考，例如如南美、德國及韓國等教會所走過的路，或是成功或是失敗，也有助香港教會尋索如何更全面跟惡者爭戰。
我尊重那些仍選擇或被迫跟政權妥協與合作的信徒，也明白那些跟政權作具體抗爭的信徒。其實兩者在教會中應並存以發揮彼此提醒的作用：跟政權合作去默默服侍的人提醒著抗爭者，他們要對抗的除了是眼前的不義，還有背後那惡者，在抗爭之餘也不要有破壞無建設；同樣，抗爭也是一個信息叫作服侍的人要意識到愛人之餘更要愛上帝，在服侍之餘慎防過度妥協，不知不覺間出賣了靈魂也不自知。然而，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似是妥協有餘抗爭不足，若寒冬還未開始，我們還需要在更多跟邪惡作全面抗爭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