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妥協與抗爭：從練乙錚談神學說起

我向來喜歡讀練乙錚的文章，因為他的討論不會流於概念爭論或陰謀論的推測，而是建基於實質的數據及事實分析。他在前日竟大談六四的神學意義，雖然他之前也曾撰文從耶穌潔淨聖殿一事討論佔中，但今次他討論神學仍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不能不讀。

練討論歷史事件與上帝啟示的關係，這是一個容易流於主觀猜想的題目，神學人討論時也要小心翼翼，但練大膽踏入這地雷區，他所提出的神學觀點因此也自然帶來不少爭議。就以我較為熟悉的新約研究而言，文章提出「保祿(羅)和他的教會都是當權派的支持者」，文章又認為保羅主義就是對政權的支持等。即使這些見解是過去保羅神學的主流意見，但新近的聖經研究特別是對保羅的政治詮釋(或稱為社會修辭學詮釋)已有力挑戰過去政治上較保守的論述。另外，文章討論到傳統教會與政權的關係時，也忽略教會過去在歐美以外許多地方如南美及韓國等跟暴政對抗的歷史。

然而，我沒有期望一個經濟學者對神學有深入及較全面的討論，所以我不是要批評練的神學觀點，我較有興趣去回應他提出有關信徒跟政權的妥協與抗議的觀點。練正確指出香港教會中不少人跟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共政權的取態一樣，總期望以妥協及對話跟它交手，並且一邊交手一邊利用它所提供的好處。我想到在教會的處境中，這現象最典型例子就是以沉默去換取在國內傳福音的空間。練又認為信徒若繼續「滿懷希望地追尋對話、接受妥協，則耶和華的義怒必會降臨」。換言之，練認為信徒當抗爭，至少也應不跟政權合作。練的文章有助我整理了近年來對教會的妥協與抗爭的點滴思緒，詳情如下：

妥協

香港管治在回歸前特別是70年代起可說是合情合理，儘管社會沒有民主，但大致而言可說是用人唯才實事求是。教會在這個處境下以傳統上政治較保守的神學去回應社會，這是行之有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取態，例如教會跟政權合作為社會提供各樣服務，教會也不就社會議題表態等。然而，近年來香港社會在各方面特別是管治上已完全走樣，人盡皆知。教會領袖沒有理由察覺不到這變化，我也相信他們意識到傳統的一套神學在回應社會上已漸漸不太中用，但他們當中不少人仍緊緊擁抱這套神學，我觀察及估計箇中原因是他們未知如何回應當下劇變，因為一切轉變都來得太快太陌生，所以他們只好藉著否定眼前社會的根本變化，堅持香港仍是那個「相對公義」的大都市，以此去支持他們所熟悉的一套傳統神學仍然適用，這樣才可以消除他們心中那種因時代轉變帶來的惶恐。換言之，這是「解決不到問題就索性否定問題存在」的思維。所以，他們的妥協可能是一種逃避的表現。若叫他們去跟政權抗爭，即使只是公開發聲，這對他們而言也太陌生。

抗爭

練完全否定以妥協及對話的方式跟中共交手，我對此有些保留，但認為今時今日教會以此方式去回應政權是弊多於利，走這條路的信徒也要經常保持如履薄冰的意識。所以，我認為香港教會與其走傳統的路，即是不回應社會議題或配合政權去關懷社會，例不如思考如何在當下處境作個爭戰群體。聖經中不乏信仰的正邪爭戰的內容，例如新約《以弗所書》第六章以當時軍裝各配件作比喻，呼籲信徒「擸架撐」跟惡者抗爭；《啟示錄》也有信徒跟邪惡對抗的寓象。但傳統上教會把這些內容理解為指到信徒個人品格的操練，例如努力遏止內心的歪念，或認為聖經的鬥爭意識應解作傳教時的意識形態爭戰，例如教會相信未信者被那惡者迷惑，所以信徒在傳教時為他們解惑就是跟邪惡爭戰。靈恩派教會較多著重屬靈爭戰意識，但他們對爭戰的詮釋若非上述範疇便是有關靈界的鬥爭，後者往往涉及一些個人或宗教層面的神蹟奇事，例如驅鬼。我不否定這些詮釋的合理性，但我想提出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詮釋信仰的正邪爭戰，因為我們不能排除邪惡在個人私德、意識形態信念及神秘經驗之外的彰顯，例如藉制度上的不義及敗壞的政權在世肆虐，所以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在這方面跟惡者爭戰。事實上，近代教會歷史有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可作具體參考，例如如南美、德國及韓國等教會所走過的路，或是成功或是失敗，也有助香港教會尋索如何更全面跟惡者爭戰。

我尊重那些仍選擇或被迫跟政權妥協與合作的信徒，也明白那些跟政權作具體抗爭的信徒。其實兩者在教會中應並存以發揮彼此提醒的作用：跟政權合作去默默服侍的人提醒著抗爭者，他們要對抗的除了是眼前的不義，還有背後那惡者，在抗爭之餘也不要有破壞無建設；同樣，抗爭也是一個信息叫作服侍的人要意識到愛人之餘更要愛上帝，在服侍之餘慎防過度妥協，不知不覺間出賣了靈魂也不自知。然而，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似是妥協有餘抗爭不足，若寒冬還未開始，我們還需要在更多跟邪惡作全面抗爭的信徒。

從Reimagining Paul's Mission到Reimagining HK Church's Mission

這書不是新作(2008年著作)，也說不上對新約研究有影響，但在此時此地拿起它來讀，或可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想像香港教會的使命。

這書從羅馬帝國意識及性別的評鑑角度 (empire-critical and gender-critical perspectives)重新為保羅所說的「外邦」ἔθνος下新定義，認為保羅用這字是指到那些被羅馬征服的民族，當中包括猶太人。所以，「外邦」一字應由傳統所理解的「非猶太」改為「非羅馬」。保羅蒙召作外邦人的使徒，意思是作被羅馬征服的民族的使徒，凝聚他們歸入以色列的上帝的旗下，突破及顛覆羅馬帝國對普世、權力與性別關係的論述。

這書的論證大致如下：

1.          羅馬帝國時期好些雕像或圖像以男性及武力的形象代表羅馬，又以被制伏的女性形象代表其他民族。它們在視覺上向當時的人表達一個意識：羅馬帝國以其無可匹敵的力量征服各民族，這猶如男性以武力制伏女性並對她作出性侵一樣。

2.          文獻顯示羅馬帝國看自己的使命是藉著武力使其他民族歸化羅馬。被征服的民族在羅馬的威權下才可以得著文明、和平及穩定。這是羅馬帝國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是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所要接受的不可抗逆及天經地義的道理。

3.          《加拉太書》一章13至17節及三章26節至六章2節中好幾段經文顯示，保羅從以往一個男性征服者的形象，轉變為女性被征服者的角色。這顯示保羅跟那些被羅馬征服的人作身份認同。保羅要作外邦的使徒，就是作他們的使徒。

4.          保羅作為被羅馬征服的人的使徒，其使命是抗衡羅馬帝國意識以所謂文明的名義把人奴化。保羅所傳的福音是要讓那些被羅馬征服的民族連結於以色列而歸於上帝，藉此得著對未來的新盼望。這盼望更勝歸化羅馬後所換來的和平穩定。另外，保羅在《加拉太書》分別把耶穌基督及以色列描述為被征服者及婦人，這正正顛覆羅馬帝國貶低被征服者及女性的意識形態。

好幾篇書評認為這書創意有餘而論證不足，它也沒有處理跟論題相關的問題，例如若保羅是要作被羅馬征服的人的使徒，那麼我們當如何理解《加拉太書》二章9節的分工(保羅往外邦人那裏去，彼得等使徒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我認同這些評論意見。然而有關這書，我想說的是它跟今天香港教會使命的關係。[1]

當香港人近來聽見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又聽見「牢牢掌握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論述；同時又想起過去幾年間，大學有「等埋首副」事件，法律有今日釋法定昨天的罪，教育有偏頗的國民教育教材，言論自由下的社會有不可討論的敏感題目，香港向來引以為傲的廉署也有多番震盪等，這些事都使人感到香港要面對一股不可抗拒而又不能認同的入侵勢力，香港也快要淪陷為威權管治的年代，其中順者則昌，逆者則亡。在這形勢下，香港人會否有一種無力、無奈及被征服的感受？在過去，香港教會的使命有關注個人靈魂得救，有濟弱扶傾的事工，有社會政策關懷，也有近來的社區深耕細作，但當社會瀰漫著一種被征服感受，這書的討論或可以提供一個參考平台讓我們再想像香港教會的使命。

這書的其中一個結論：保羅藉以色列的上帝的論述取代羅馬帝國的論述，把被征服者從各種奴役中釋放出來，使他們彼此有著一個肯定人性價值、有主體性、平等及和平共處的結連。不管這結論是否在聖經研究上站得住腳，它也可以讓我們去想像香港教會是否可以為社會提供一個論述，顛覆威權對人欺壓及欺騙的論述，為那些感到被征服的香港人帶來釋放與希望？我想到以下三點：

1.          面對一個不接受普世價值的中國夢，教會要提出一個必要臨到的天國夢，當中有著普世公義及對邊緣者的慈愛。

2.          面對全面管治權的論述，教會要活出真正僕人領袖的榜樣，以美德去感召人而不是權力及知識去壓制人。

3.          面對國家主義的神聖化或個人崇拜偶像化，教會更當常要宣告只有上帝才配受聖神的地位，警告社會防範不同型式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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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目的不是作書評，而是藉這書反思今日教會的使命。若想要多了解這書，可參這篇較仔細的書評：Susan M. Elliott, review of Apostle to the Conquered: Reimagining Paul's Mission,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vol. 73 Issue 2 (Apr. 2011), 399-400。

被忽略的Collateral Beauty

當我跟人說在假期看了《最美麗的安排》(Collateral Beauty)，有人表示不知道有這電影。這電影雖然星光熠熠，但其光芒始終比不上同期上映的大型製作如《星戰外傳》等，加上它沒有科技、打鬥及古靈精怪內容，所以它被人忽略也不為奇。這電影在美國的票房雖未能達標，香港和台灣的影評也是毀譽參半，但它的劇情是很有心思，不少影評也欣賞它的戲中戲部份及使人意外的情節，所以我建議打算去看這電影的朋友在觀看前不要讀太多的影評，本文也盡量不作戲透。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批評劇情的旁枝太多，以致主角的故事未能發揮電影裏三大概念「死亡．時間．愛」，部份劇情的發展又太過突然。儘管這些批評並非毫無道理，但這電影對苦難問題的處理及帶給觀眾的反思，仍是十分值得欣賞。

Howard 的三友

電影故事敘述主角Howard因喪失女兒的打擊，終日活在自己的世界，並且定期寫信給死亡、時間及愛。Howard三個朋友兼同事，為公為私，請了三名演員分別扮演死亡、時間及愛，以此進入Howard內心世界，期望可以把他帶回現實。電影就是以「死亡．時間．愛」這三個甚具哲理意味的概念為軸心，在Howard故事連同他三位朋友個人故事為背景下交織而成。所以，若觀眾只集中焦點在Howard一人身上，便會感到電影的信息隱晦不明。我嘗試從兩個進路去詮釋這電影。

死亡、愛、時間

What is your Why ?‥‥‥Death, Time and Love

第一個進路：正如新約聖經書信的引言部份，往往包含整卷書的重要信息，電影第一幕也似乎有這伏線。第一幕，Howard在他風光時給他的員工發表講話，Howard問他們“What is your Why”，藉此帶出「死亡．時間．愛」把人連繫起來。然而，正正是「死亡．時間．愛」不許人去問Why。在電影故事中，有人生活美滿卻要面對死亡，有人錯過了一去不復返的生育時間，又有人受到他所愛的女兒無情的拒絕。在Howard的故事中，他曾嘗試跟死亡作交易，但死亡沒有給他半點討價還價的餘地；他以為時間可以治癒傷痛，可是時間在他身上沒有這作用；他所愛的女兒最終離開他，他認為愛也因此離開他而去。在這一切的事上，人去問Why是沒有意思，也不會得到滿意的回答。

Howard跟死亡對質

第二個進路：一個文本重覆之處，往往可能是它想要強調之信息。電影也藉這手法引帶出意想不到的情節，也以此去表達重要信息：在痛苦中不要忽略Collateral Beauty。人雖說在苦難及無奈中不可問Why，只可以接受，但電影要說的是苦難再苦也總會附帶有一份美麗(Collateral Beauty)。那面對死亡的人，坦白跟家人說出其病情，彼此正式作個道別，這是一種美；錯過生育年齡的人，仍有很多時間去培育後輩成為她非血緣的孩子；被女兒拒絕的人，仍可以繼續向女兒表達他的愛。這些都是一種美，在苦難中把不同的人連繫起來成為美。

Howard 不接受有 Collateral Beauty

這些美麗就如苦難的附件一樣，人遇上苦難時也同時遇上這些附帶的美麗。所以，苦難雖沒有過去，人也沒有找到它們的Why，但人在其中可以找到這些附帶的美麗(Collateral Beauty)。在Howard故事中，輔導員Madeleine以其親身經驗向Howard分享Collateral Beauty概念，可是Howard起初不能接受。後來，他跟太太回復昔日關係，這或許顯示他最終找到這種把人連繫起來的Collateral Beauty。誠然，電影似乎沒有清楚交代Howard為何有這轉變。若Collateral Beauty在電影裏有上述的意思，電影名中譯「最美麗的安排」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人生在世總有很多苦難及無奈。有人曾說苦難之所以苦，在於苦難是沒有合理解釋。然而，電影要指出沒有百份百的苦難，再苦的事也總會有它的Collateral Beauty。從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世界仍是天父的世界，「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仍然掌權」，這可以是Collateral Beauty的神學基礎。然而，人在苦難中很容易只見苦而忽略Collateral Beauty，就如人在今個假期容易忽略了Collateral Beauty這電影一樣。

城邦．帝國．教會

「城邦」二字對於今日香港人而言不會太陌生，因為近十年來有好幾本引起關注的著作以香港為處境去討論城邦概念。這書從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及歷史角度更深入討論城邦的概念，譯者說這書是英語世界乃至整個世界的第一部研究城邦的專著。原著書名“Sovereign City: The City-State Ancient and Modern”可顯示書中兩個重點：談論城邦的政治信念及它作為一種國家類型的興衰史。

作者指出古今主要出現過四種國家類型：民族國家、帝國、城邦及聯邦。他較多談論帝國與城邦，因為兩者通常有著此消彼長的關係。它們的定義如下：

²  帝國是由一個特別的民族或人群大規模的領土擴張所形成的。統治者想增加自己的權力及影響力，並且試圖平息人們的不滿，所以鼓勵他們把其他人當作自己的掠奪物。

²  城邦由一些城市組成，他們自認為是國家，既完全獨立又能保證在處理自己事務方面的高度自治。

除了自主自治之外，城邦還有其他的重要元素包括多元、創新、參與、人性化及細小規模等，這些都跟帝國相對。

²  城邦的最本質的特徵是在一切地方事務上具有熱情。它們是廣義的希臘之一部份，但它們的政府、它們的法律、藝術、理想和居住土地上所產生的神祇卻不是，也未受有人將上述這些強加給他們。它們是按照人的規模建立起來的，適合於人性及其需要，但帝國卻從不可能這樣。城邦世界是多種多樣的，它創造了使新思想與新理念容易出現的環境。‥‥與此相對，羅馬最終將其意志強加於一切之上並且致力於建造一個統一和集權的世界。

²  規模、參與、寬容與自由構成一個整體，這些使穿梭歷史的城邦對那些追求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好生活"之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在一個細小範圍內，人性可以通過藝術、建築、科學和哲學得到最充分的表達。

有關城邦的興衰史，作者上溯至3000年前的非利士人，之後是推羅，迦太基和其他腓尼基人。接著，城邦概念在希臘時期發揚光大，並隨亞歷山大延至中東及北印度。城邦也隨殖民主義，被帶到伊斯蘭地區及亞洲。他認為香港及新加坡是今日的城邦，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忽略了香港的自主性受著一個近似帝國的民族國家所壓制，香港其他的城邦特色也岌岌可危。

從社會議題轉到教會議題，教會作為一個國度，她應較為似帝國還是城邦？福音書所顯示的天國某程度上有著帝國的特色，例如耶穌基督乃天國君王，登山寶訓顯示天國的法則，好幾個天國比喻顯示出天國的審判，大使命也顯示天國向外的伸延擴張。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有些教會在組織架構及發展上，甚顯出帝國的味道。然而，地上的教會畢竟跟天國是有所分別，地上的教會是否應當像天國一樣顯出帝國的特色？《使徒行傳》顯示由不同地方教會所組成的初期教會卻有著城邦的特色：多元與寬容。例如在被稱為第一次大公會議上，會議共識是不強行以劃一標準加在安提阿教會身上，只提出幾項普遍教會都要遵守的基本要求：

²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徒十五28~29)

所以，教會是否更應追求活出城邦的價值，在細小的規模中，活現出人性化、多元的美及高度的參與性？譯者在書中指出：

²  城邦最明顯的地理特徵是規模比較小，對於希臘人來說，小是美，任何東西都要適合人的規模，城邦也像其他東西一樣要適合於人的需要。城邦也像其他東西一樣要適合人的需要。城邦是這樣的一個單位，在其中既可容納他們的文明，同時其結構和功能上的問題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來。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全體公民參與國家事務被他們看作是最基本的。

對於為數眾多的中小型教會而言，與其追求成為以堂會為中心的另一個帝國，倒不如想想成為一個活現信仰的美，人性的善及全民參與之城邦？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下)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論到學術自由跟基督信仰並不矛盾，在實際上教會與教會大學應保持一種互信的張力，好讓教會大學可以在學術自由下幫助教會適切回應時代的變化。在香港教會的處境下，這一切或許可以應用在神學院與所屬宗派(或支持教會)的關係，但這並非本文所要關注，本文想要討論學術自由如何在教會中得以普及，甚至落實於看似跟它風馬牛不相及的堂會之中。在未討論「如何」之前，我們可能先要討論「為何」：堂會為何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兩者為何會拉上關係？

猶記得年多前，當普選議題在全城鬧得熱烘烘之時，有親建制人士質問支持普選的陳日君，他的主教位份又為何不是經教內選舉產生？提問者或許是帶著挑釁的心態，但這問題本身值得教會反思。當然，教會本身有其信念、傳統及文化，跟公民社會的情況有所不同，所以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作直接比較，但若教會在高談支持普選及學術自由之餘，教會本身體制或在不同層面也甚少反映出這些價值，教會是否顯得有點言行不一，能說不能行？其實，教會除了以宣講或文字聲明等表達信息之外，其體制與運作本身也是一個信息，若教會沒有一處彰顯學術自由的價值，仍留在教會的信徒自然不太重視教會內的學術自由，教會對外宣稱著重學術自由等信息，也必然被打上折扣。所以，教會可以思考如何在體制及不同層面的運作之中，或是宗派傳統，崇拜模式及小組團契等，彰顯出當代社會所重視的社群美德及價值，這就如聖經所說「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這不但讓教會可以言行一致，教會也可以作為實踐這些社群價值的個別範例，供人參考。

本文就著學術自由這方面提出幾個建議，好讓堂會在日常運作可彰顯出學術自由的價值。然而，學術自由的討論往往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獨立架構等有關，所以以下建議不把這些作出區分。在堂會的日常運作之中，講道及主日學是主要跟學術自由較有關係的事工，以下是有關這些事工的天馬行空構想：

主日學 — 在現時神學教育普及的情況下，不少在職信徒領袖也有資格在堂會教導主日學。但主日學的安排包括課題及老師人選，大多數是由牧者決定。若要主日學多一點自由空間，堂會可考慮開放一個公開主日學科目，讓會友自由提出課題、內容及老師人選的建議，最後由會眾投票決定那個建議成為公開科目。這安排有點像社會要求政府開放公眾電波頻道作民間廣播。在這安排下，個別有學職的信徒可以有機會獨立地，直接及公開跟會眾討論信仰題目，教會領導若對課堂內容有不同觀點，他們可以在課堂上作出回應。

講道 — 不少堂會也安排信徒領袖教授主日學，但少有堂會接受信徒領袖負責講道事奉，這不但是實際技巧的問題，更涉及對講道背後的傳統及信念。然而，堂會也可以讓信徒以其他方式參與講道事奉，例如在講道後增設由信徒領袖負責的回應環節。另外，一般信徒也可以藉著講道檢討去參與講道的安排。現時大部份堂會的講道安排都是由牧者一手包辦，牧者之間或會就著每次講道有檢討，但這些檢討很少會對外開放。所以，堂會可以考慮定期對講道作普及量化調查，好使教會領導大致了解會眾對講道的意見，從而作出適切的安排。其實，坦白地說，會眾是每次講道的直接受眾，他們在沒有選擇之下每週要花上個多小時聽道，若說他們在講道的檢討上應有一定參與，實不為過。與此同時，堂會還要在講道上作深入一點的檢討，例如定期召開講道檢討會議，讓牧者跟執事、堂委及個別資深信徒等一同在這方面作具體傾談。當堂會設立了這些檢討機制，並且按檢討結果調整講道安排，堂會的講壇可以保持持平開放，減低被個別教會領袖，按其一己的信念或其他原因，壟斷了講道的安排，從而也主導了堂會的教導信息。

圖片出處：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kkYqOAAVgYOHuXWReG-XNxmYcBU1Yi_dlTXYkRRKpq8ga5Z7Z3KmDqXwCvJqPHxCJw4LFy9kJq3LCKKhbHk77fXKQipI1T7C98wFilsvC3zKi55HpbsqhKre9sEs4czLuVgOCU00AlCc/s1600/DISCUSSION+GROUP-3.jpg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論到從宗派傳統，教會制度或甚至是信徒的觀念之中，也反映出信徒群體不太重視學術自由。簡單究其原因，撇開人為的敗壞因素如鞏固權力及維護利益等不論，這或是出於教會的本質乃信念群體，信條、教義及傳統等，自古以來旨是教會最重要的遺產，所以教會往往視嚴防異端及捍衛真理為她其中一項首要任務。在這前題下，學術自由就不是那麼重要。換言之，教會著重教導信徒接受傳統及信條，並以此為基礎去實踐信仰，這比起教會革新傳統及反思信條，更為重要。

然而，教會也是一個尋求真理的群體，因為耶穌基督曾說凡屬真理的人就聽祂的話，祂本身也就是真理；從創造的角度看，所有真理也是上帝的真理(All Truth is God’s Truth)。所以，在這個敗壞的世界之中，教會應著重真理在自由的環境下越辯越明，不受人為的權力及傳統所左右，教會歷史也正正告訴我們，教內的權力及傳統可以如何壓制及扭曲真理。從這角度看，教會應重視學術自由的價值。事實上，學術自由不一定是甚麼洪水猛獸，威脅教會所持守的信念。這關係到甚麼是學術自由？教會如何實踐學術自由？我嘗試從一名更正教學者的觀點及天主教一個相關的個案作出討論。

美國Calvin College的院長Anthony J. Diekema在1996年退休之後，總結他過去40多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特別是從最後20年當院長的日子整理基督教學術自由的理念。Diekema指出學術自由不似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等有較為一致及明確的意思，人們基於不同的世界觀便對學術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及重視。他認為按基督教的世界觀而論，教會當重視學術自由，因為學術自由是基督信仰的的自由之合理延伸。基督釋放了罪人，好使他們可以自由回應上帝及服侍世人。基督徒學者既按上帝的呼召去尋求真理，他們當有自由去回應這個召命；學術自由也應是一種負責任的自由，為了回應上帝及服侍他人，而不是為了滿足一己之欲望，所以基督徒學者當有自由以學術尋真的方式服侍這個世代。基督教學院與他們所屬的教會，兩者扮演不同的角色，學院在學術自由之下可以為教會的信仰提供活力，使教會可以有革新的動力及作出切合時代的回應；教會則維持信仰群體及持守這群體的核心信念。兩者之間雖然必有張力，但雙方需要在彼此信任及尊重下合作。由於學術自由在不同的群體中會有不同的落實意思，所以Diekema建議教會與學院需要立約列明雙方對學術自由的共識，這必然包括學者個人的言論自由與學院在體制上的自主，雙方也要在約上表明共同持守的核心信念。[1]

天主教比更正教更著重體制與傳統，他們也在世界不同地方辦了不少高等學府，所以他們在教會與學術自由的關係上有很豐富的討論。我選取其中一件有關教廷與教授角力的經典個案來討論：1968年7月29日，教廷為了給教內有關節育的神學討論作一錘定音，便頒下教宗通諭(Encyclical) Humanae Vitae，禁止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即只許夫婦以計算女性生理週期的方式避孕。十多位美國天主教神學家隨即草擬公開聯署反對這通諭，並且跟教廷唱反調，指出非自然的避孕方法可以有助維繫婚姻價值。這聯署後來得到600多名天主教學者及其他不同組織支持，並且引起社會關注。教廷中有人認為這些神學家對教廷不忠，並且越軌干涉教會職事，使信徒感到混亂迷茫。這事後來越演越烈，天主教大學信託人委員會便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重點調查在此事中，上述神學家在表達異見時所採用的手法、姿態及對公眾的影響，是否有違天主教大學學者的本份。調查報告指出這些神學家盡上他們的本份，他們所作的事是天主教神學所容許的。信託人委員會接納報告有關學術的部份，認同這些神學家的學者責任，但信託人委員會沒有表示接納報告中有關神學的部份。換言之，他們沒有表示天主教神學中可以容許信徒公開反對教宗通諭。[2]

這事件可以引伸出很多不同範疇的討論，本文只想指出按調查報告所顯示，受聘於教會的學者公開反對教會高層的決定，這做法並沒有違反天主教的神學與傳統。從信託人委員會對報告的保留態度看，教廷在此事上或會有略為不同的理解，特別是教廷中的「鷹派」斷然否定天主教大學有學術自由，但至少教廷整體是容許神學家有這自由的空間。這事也未見對天主教的傳統及體制等帶來嚴重衝擊，也未見有很多信徒因此感到很大的困惑，所以學術自由是否必然破壞教會的體制權威，從而叫信徒陷於迷茫之中，這是值得商榷。另一方面，這事也顯示學術自由不是給學者的一道空泛的免死金牌，學者只要祭出「學術自由」的口號就可免卻一切責任。信託人委員會同意神學家是可以對教廷有異見，故此調查委員會的調查重點不在於此，而是神學家表達異見的手法、姿態及影響，具體而言是指到他們的異見之合理與真確性、他們在自我克制及尊重他人方面是否盡上合宜的責任、他們有否盡力澄清他們的異見僅代表個人。[3]所以，學術自由並非可以作無限引伸，學者不能以此為理由違反這些規範。

Diekema的觀點及天主教大學事件本身有不少限制，難以直接應用在香港的基督教教會之中，例如它們都是跟美國的教會大學有關，Diekema的觀點也未見有很大的影響。[4]我引述這些資料只是要指出，學術自由可以跟教會的信念及體制有良性的張力，但沒有必然的衝突。若香港的基督教教會要實踐學術自由，甚至是地方堂會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這將會是甚麼一回事？大家不妨天馬行空去想一想，我會在下文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是妙想天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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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hony J. Diekema, Academic Freedom and Christian Scholarship,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0). Diekema從現代思維入手去討論學術自由，所以他認為不單教會傳統，後現代思潮也可以是學術自由的威脅。

[2] 這事件還有很多重要的細節及理念，詳情可參John F. Hunt and Terrence R. Connel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sent: The Church and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9). 這書是由反對教宗通諭的神學家之辯護律師所寫，內容詳情記下事件的發展，並從他們的立場對信託人委員會作出批評。這事的發展也有很多餘波，突顯教廷與大學在學術自由上的張力，詳情參此文http://www.aaup.org/file/Catholic-University-of-America.pdf。

[3] 同上書，第五章及第九章。

[4] 最諷刺的是在Diekema退休後13年(2009年)，Calvin College校委會禁止教職員發表支持同性戀或相關議題，引來該校教授很大反應，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vin_College#Publications 。校委會此舉有破壞學術自由之嫌，這也似乎顯示Calvin College未有落實Diekema的觀點。

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上)

近日香港大學的「等埋首副」事件，使學術自由成為全城的關注議題。有人對此事感到憤怒，因為它反映特區政府要整頓香港大學，藉此收窄香港的學術自由，繼而在大學向莘莘學子進行洗腦式愛國教育。另有人卻認為社會反應太大，現時政府沒有限制學者的言論，也沒有以言入罪，怎能說政府破壞學術自由？香港大學既得公帑的資助，政府就必然在大學中有其角色。這兩類觀點對學術自由的定義及重要性南轅北轍，反映兩類不同的社會意識。第一類認為社會要有獨立機關，不受財閥或政治等影響，可以按其專業持守社會的美善或在社會中發揮制衡作用，大學自主就是一個例子。第二類著重政府的全面管治，政府不單在社會各機制上有絕對執行力，也要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上作出「指導」，大學的財政既來自公帑，政府便有責任代表市民作出監督。本文只想借助上述兩類社會意識去談論一個較小範圍的學術自由：教會中的學術自由。從歷史角度而言，教會與學術自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大學是從中世紀的教會修院等演變而來，馬丁路德也因著反抗教廷而遭革除大學教席。自古以來，教會或信徒群體不時也因不滿學者的言論而干預大學或神學院的運作。今時今日，香港的教會(更正教)如何看教會內的學術自由？若教會當有學術自由，教會的運作模式當如何呈現出這自由呢？

論到學術自由，現時香港社會仍普遍接受上述第一類觀點，即肯定學術自由的重要性，至少我們暫未見那些攀附權貴人士為了討好當權者，便公然否定學術自由的重要性。然而，在教會中第二類的觀點可能更為普遍。例如當想到教會內的學術自由，自然會讓人想起神學院。宗派性的神學院或聯會的神學組等組織，往往被所屬宗派視為「學術打手」，它的任務是要發揚宗派的神學精神，培育宗派內的接班人，這也是神學院得教內「公帑」支持的原因。聞說有宗派神學院院董也以此為理由，插手神學院的人事任命，例如絕不聘任非所屬宗派會友的學者。即或有個別宗派對其神學院較寬鬆，但試問又有多少宗派可容得下神學院在重要的議題上跟宗派持不同意見？那些沒有宗派背景的神學院或學術組織，雖然沒有「教內公帑」的壓力，但也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又可稱為信心考驗)而非常慎言。堂會的情況也是一樣，甚少堂會設立一個獨立的智庫或信仰研究組織，這是資源及現實的問題，是可以理解。所以，堂會的學術事工主要也是主日講壇及主日學課程。牧者通常主導了主日講壇的內容，它可以說是教會內官方單向式的傳播平台。大型堂會的主日學也多數由牧者主導，只有中小型堂會因人手不足或有適合的信徒領袖當教師，主日學的空間相對較大，個別堂會的主日學內容可涉及一些較敏感或有別於教會領袖的立場的議題，但我相信這樣開放的主日學不多，有關堂會也要具體好些先決條件，例如具自信的牧者，堂會內開明的政治氣氛等。

這不是說教會的文化就是「等埋首副」，教會也有既定的章程及權力制衡的架構，領袖並不可以隨意行事，例如好些宗派以行政及牧養分家，長執會主席由信徒領袖擔任，他主導教會行政運作，卻不能插手牧養事務，這或許可以稱為「牧養自由」。當然，一言堂的教會也有不少。本文想指出的是當涉及教會內的學術領域或教導範疇，教會甚至不少信徒也會傾向第二類意識，即較為輕看教內學術自由的價值。下文會嘗試分析當中的原因，並提出教會內學術自由的可行模式及條件。

論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的啟示

不知道為何電影Interstellar的名稱在香港被翻譯為《星際啟示錄》， Interstellar這字原本只是「星際之間」的意思，台灣的譯名《星際效應》就較為接近這意。或許，電影故事是以地球末日為背景，而故事中那神秘事件及信息也是劇情關鍵之處，所以香港的中文戲名加上「啟示錄」這三個字。事實上，這電影有不少情節也具有啟發性，讓觀眾看後仍有很多思考及討論空間。本文在盡量不提及重要劇情下，談論電影中幾個少人提及的題目，先談啟示。

事件清晰但信息模糊的啟示

聖經中的〈啟示錄〉原文名稱是Ἀποκάλυψις Ἰωάννου (直譯是約翰的啟示)，其中Ἀποκάλυψις「啟示」字面意思是「揭開」，表示把隱藏的事顯露出來。啟示者主動揭露奧秘，領受者完全被動地接收信息。換言之，若非啟示者採取主動，領受者是無從得到啟示。電影的神秘事件也有這特性，不論是主角女兒房間鬧鬼的事，還是那不知何故在土星附近出現的蟲洞，或是那直接向主角Cooper說話的聲音，並那跨越時空維度的摩斯密碼等，它們也是由發出信息的個體作出主動，為要向活在三維空間(即我們現時這空間)的人傳遞不同信息，人在其中只有被動的角色。這些神秘事件就是電影故事中的啟示。發出啟示者主要是三維空間以外的個體，Cooper在其中一幕也擔當這角色。電影的啟示事件是清晰但啟示的信息是含糊，例如蟲洞的出現是清晰，但這是否表示有三維空間以外的個體提醒人到另一銀河系找出路？這信息是含糊。所以，大部份的人會忽視啟示的信息，但只要看見啟示的人用心細察那清晰的啟示事件，堅持尋索，投上信心去冒險，他會越來越清晰那啟示的意思，最後會得到一個重要的信息，就如當Cooper整日細心思量她女兒房間出現的神秘事件時，便從房間的塵埃分佈位置中領悟到一個座標位置，從而找到那秘密的太空總署基地；又如幾個主角願意冒險進入蟲洞，才發現新天地；Cooper女兒堅信房間的啟示，最後因此拯救了人類。

有影評指出電影似乎有基督信仰元素，例如太空總署探索外星計劃被稱為「拉撒路計劃」(拉撒路是新約聖經裏一個被耶穌從死裏救回的人)，但另有影評指電影藉著Cooper表達出那三維空間以外個體並非上帝，而是未來的人類，所以電影跟基督信仰無關。不管如何，若單從談論啟示的角度而論，這電影跟基督信仰確有和應之處。基督信仰相信上帝主動向人作出啟示，啟示事件在人心裏及藉著祂所創造的萬物顯明出來，這是明明可知的(羅一19~20)，但這顯明不過是指到人對神明有一個模糊概念或感覺，而非人人得知上帝是誰(這是學者Richard Alan Young的見解)。上帝最清楚的啟示是降世成人的耶穌基督，可是就如上帝其他啟示一樣，人不一定明白啟示信息，所以當時猶太人雖親眼見過耶穌基督，卻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但那些留心這啟示(即耶穌基督)而又冒險用信心接受祂的人，就會得著上帝的救贖，這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要傳達的信息。所以，基督信仰信念跟電影一樣，啟示事件是清晰，啟示的信息是模糊，但那些用心尋找及投上信心的人，最終定會得著這啟示。

跨越維度空間的愛

若發出啟示者與接收啟示者活在不同的空間，他們如何溝通？在電影中，那些三維空間以外的個體闖進了人類世界，作了奇異的事以顯出啟示事件，例如在土星附件顯示出一個蟲洞。另外，電影也刻意表達出人與人之間的愛也是傳達啟示信息的重要媒介，就如Cooper在不同時空跟他女兒之所以能夠溝通，乃是基於父女之間的愛。換言之，愛可跨越不同維度的時空。

基督信仰相信天國是主動闖入人間，耶穌基督過去及未來也是以這方式降臨，這也是說上帝的啟示是祂在人世間施行奇事或作出教導。除了天上啟示闖進地上來之外，人世間的愛也由地上延續至天上。基督信仰相信人死後仍會以另外一個形態活著，那時的世界沒有時間限制，所以信徒的死亡或可以看為是從三維空間去到四維或其他未知的空間。在兩個空間之間，有些東西會終止，也有另一些東西會延續，例如現時人的才幹與知識會終止，但愛卻可永存(林前十三8)，所以若有愛，死亡並不可怕。換言之，基督信仰相信愛是可以跨越不同維度的空間。這跟電影信息明顯相同。

本文無意說這電影要表達基督信仰，事實上兩者也有差異之處。本文只是指出電影跟基督信仰對啟示的理解竟如此接近。正如電影顯示出宇宙之浩瀚偉大及人的渺小，人所知的實在非常有限。若今日三維空間以外的個體真的給我們啟示，我們又會否視之為天方夜譚而忽略它，以致走了寶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