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雞蛋與羔羊

近日閱讀有關教會「政治中立」的文章及言論，不其然內心哼起〈雞蛋與羔羊〉，想起當中幾句歌詞。我認為這歌或可算為「神曲」，它在佔中時期推出，歌詞難以說是準確反映當時社會情況，但具有警世性。到今日它可算是完全「應驗」了，例如：

屠刀機槍(現時就是「警棍長槍」)，高舉得囂張，要過去的價值成呆壞賬。

久安慣了曾迷信福樂是恆常，怎想到昨日還有，會剎那變走，‥‥

歌詞提出人要在雞蛋與羔羊之間作出選擇，現時大部份香港人已作出了抉擇，可是教會卻仍滯後，還在猶疑或老調重彈，例如除了少數個別較大膽及新意的觀點如分色牧養或建立顏色教會，其餘的都主要是：「教會不討論政治，免得信徒就著不是絕對的事分裂」，「教會不開放給遊行或示威者，免被誤會為政治表態」，「教會不要被世界影響，仍要如常崇拜、團契、傳福音、獻詩‥‥」，教會只作醫治群體，反對一切暴力‥‥

這些觀點在佔中時期已顯得毫無新意及完全無力，想不到在當下已劇變的香港社會中，教會仍多有這些言論，使人感到生厭。提出這些觀點的人就如這歌所描述：「惺忪醉過後(可改為：送中事件後)還信，生活又如常」。期望教會中有更多的人看清當下已截然不同的現實。雞蛋還是羔羊？「怎樣較理想，盡早思量，人已到了決志現場，再拖便遭殃，忘掉遐想」

與其遐想，不如大膽去想去試。

光復警隊

有人認為統稱警員為「黑警」並不公道，因為樹大就總會有枯枝，不應把警隊中個別敗類的惡行都算在所有警員身上。儘管我們近來發現警隊的枯枝數量遠超出想像，但我仍相信有不少良心警察，所以不太想一竹篙打一船人。當然，同一道理我也不會稱示威者為暴徒。

然而，從近來所發生的事件看，若統稱香港警隊為「黑警」或準確一點「黑警隊」，在現階段而言實不為過，因為我們可見：

1. 一大隊警員欠合理具體的理由，在眾目睽睽之下，無差別地對青少年進行搜身盤問；
2. 元朗721警黑勾結嫌疑；
3. 一隊一隊的各種軍裝警員，在執行職務時多次集體不顯示警員編號，這變相是給他們濫權的免死金牌；
4. 警方已好幾次從高處向示威人群發射催淚彈或其他子彈，這可能有違使用原則，使本是非致命武器變為可能致命武器；
5. 在811事件中，54名被捕者有31人求醫，其中6人傷勢嚴重有骨折，這情況使人懷疑警員曾集體虐打被捕者；
6. 在警員涉嫌在醫院虐打被捕者一事中，警方對自己人的調查手法之粗疏使人咋舌，難以想像；

單就上述六件事已經足以使人相信在警隊高層的默許下，中級至前線的警員集體串謀作出種種惡行或瀆職。至少，我們清楚看見警隊高層從未為他們整體或個別警員近來的任何一個錯誤道歉，只一味重覆「不理想，可以改善」等的語言藝術作為掩飾藉口。尤有甚者，低級員工的代表竟膽敢囂張地越十幾級公開批評政務司司長代表警隊道歉，四個警隊協會也與民為敵一致反對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些都好可能顯示出警隊整體從上而下的腐化。所以，若警隊一日未就上述嫌疑給予社會合理解釋，未有高層因此問責，未公開承認他們的錯誤，未立心除去害群之馬，未支持社會去尋找真相，他們被稱為黑警，算為過份麼？

警隊是屬於人民，它若被邪惡敗類騎劫，人民就當去「光復」它。稱他們為黑警不是為了發洩情緒，而是藉此讓更多人意識到現時警隊問題的嚴重性，從而奪回我們的警隊，否則若警權一再失控下去，不單人人都可以成為黑警的受害者，暴政更會利用黑警把香港變為警察社會(Police State)。

教會的妥協與抗爭：從練乙錚談神學說起

我向來喜歡讀練乙錚的文章，因為他的討論不會流於概念爭論或陰謀論的推測，而是建基於實質的數據及事實分析。他在前日竟大談六四的神學意義，雖然他之前也曾撰文從耶穌潔淨聖殿一事討論佔中，但今次他討論神學仍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不能不讀。

練討論歷史事件與上帝啟示的關係，這是一個容易流於主觀猜想的題目，神學人討論時也要小心翼翼，但練大膽踏入這地雷區，他所提出的神學觀點因此也自然帶來不少爭議。就以我較為熟悉的新約研究而言，文章提出「保祿(羅)和他的教會都是當權派的支持者」，文章又認為保羅主義就是對政權的支持等。即使這些見解是過去保羅神學的主流意見，但新近的聖經研究特別是對保羅的政治詮釋(或稱為社會修辭學詮釋)已有力挑戰過去政治上較保守的論述。另外，文章討論到傳統教會與政權的關係時，也忽略教會過去在歐美以外許多地方如南美及韓國等跟暴政對抗的歷史。

然而，我沒有期望一個經濟學者對神學有深入及較全面的討論，所以我不是要批評練的神學觀點，我較有興趣去回應他提出有關信徒跟政權的妥協與抗議的觀點。練正確指出香港教會中不少人跟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共政權的取態一樣，總期望以妥協及對話跟它交手，並且一邊交手一邊利用它所提供的好處。我想到在教會的處境中，這現象最典型例子就是以沉默去換取在國內傳福音的空間。練又認為信徒若繼續「滿懷希望地追尋對話、接受妥協，則耶和華的義怒必會降臨」。換言之，練認為信徒當抗爭，至少也應不跟政權合作。練的文章有助我整理了近年來對教會的妥協與抗爭的點滴思緒，詳情如下：

妥協

香港管治在回歸前特別是70年代起可說是合情合理，儘管社會沒有民主，但大致而言可說是用人唯才實事求是。教會在這個處境下以傳統上政治較保守的神學去回應社會，這是行之有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取態，例如教會跟政權合作為社會提供各樣服務，教會也不就社會議題表態等。然而，近年來香港社會在各方面特別是管治上已完全走樣，人盡皆知。教會領袖沒有理由察覺不到這變化，我也相信他們意識到傳統的一套神學在回應社會上已漸漸不太中用，但他們當中不少人仍緊緊擁抱這套神學，我觀察及估計箇中原因是他們未知如何回應當下劇變，因為一切轉變都來得太快太陌生，所以他們只好藉著否定眼前社會的根本變化，堅持香港仍是那個「相對公義」的大都市，以此去支持他們所熟悉的一套傳統神學仍然適用，這樣才可以消除他們心中那種因時代轉變帶來的惶恐。換言之，這是「解決不到問題就索性否定問題存在」的思維。所以，他們的妥協可能是一種逃避的表現。若叫他們去跟政權抗爭，即使只是公開發聲，這對他們而言也太陌生。

抗爭

練完全否定以妥協及對話的方式跟中共交手，我對此有些保留，但認為今時今日教會以此方式去回應政權是弊多於利，走這條路的信徒也要經常保持如履薄冰的意識。所以，我認為香港教會與其走傳統的路，即是不回應社會議題或配合政權去關懷社會，例不如思考如何在當下處境作個爭戰群體。聖經中不乏信仰的正邪爭戰的內容，例如新約《以弗所書》第六章以當時軍裝各配件作比喻，呼籲信徒「擸架撐」跟惡者抗爭；《啟示錄》也有信徒跟邪惡對抗的寓象。但傳統上教會把這些內容理解為指到信徒個人品格的操練，例如努力遏止內心的歪念，或認為聖經的鬥爭意識應解作傳教時的意識形態爭戰，例如教會相信未信者被那惡者迷惑，所以信徒在傳教時為他們解惑就是跟邪惡爭戰。靈恩派教會較多著重屬靈爭戰意識，但他們對爭戰的詮釋若非上述範疇便是有關靈界的鬥爭，後者往往涉及一些個人或宗教層面的神蹟奇事，例如驅鬼。我不否定這些詮釋的合理性，但我想提出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詮釋信仰的正邪爭戰，因為我們不能排除邪惡在個人私德、意識形態信念及神秘經驗之外的彰顯，例如藉制度上的不義及敗壞的政權在世肆虐，所以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在這方面跟惡者爭戰。事實上，近代教會歷史有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可作具體參考，例如如南美、德國及韓國等教會所走過的路，或是成功或是失敗，也有助香港教會尋索如何更全面跟惡者爭戰。

我尊重那些仍選擇或被迫跟政權妥協與合作的信徒，也明白那些跟政權作具體抗爭的信徒。其實兩者在教會中應並存以發揮彼此提醒的作用：跟政權合作去默默服侍的人提醒著抗爭者，他們要對抗的除了是眼前的不義，還有背後那惡者，在抗爭之餘也不要有破壞無建設；同樣，抗爭也是一個信息叫作服侍的人要意識到愛人之餘更要愛上帝，在服侍之餘慎防過度妥協，不知不覺間出賣了靈魂也不自知。然而，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似是妥協有餘抗爭不足，若寒冬還未開始，我們還需要在更多跟邪惡作全面抗爭的信徒。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武術，於我而言，它總是有著一種魅力。這魅力包括以下四方面：

1.  美感：武術本身就有一種美感，不論是二人對決的招來招往，還是大場面的打鬥，都可以打得優美，充滿美感。

2.  爽快：所謂「武無第二」，武術就是要打倒別人取勝。武者把人KO，過程未必一定很美，但他內心就一定感到很爽。即使只是眼見惡人被KO，內心也會有這感覺。

3.  具體：武術不應只有拳腳的功夫，背後還有一套哲理及道德價值。武者的艱苦斷練、他面對傷痛甚至死亡的恐懼、比武成敗對他的衝激、他的忍耐、點到即止及迎難而上等，都可以把武術背後的抽象的哲理具體地表達出來。

4.  實用：這個不用多說，不管從年少時跟同學打架，女士防狼、日常見義勇為之舉等，武術都是很實用。

有武術電影較著重表達武術之美感及爽快，所以戲中有一場接一場的打鬥，其中總有超離地的「我要打十個」場面，真是目不暇給。《空手道》著重表達武術的具體魅力，藉著主角平川真理打擂台故事，和另一角色陳強跟黑道人物的打鬥片段，把武者發奮精神及道義等具體地表達出來。電影也有美感魅力，但這大多數是構圖及鏡頭運用之靜態美，最有動感的美就是平片彰(平川真理的父親)在草原上打空手道套拳的一幕。

《空手道》的故事確實是較為平淡，它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空間。[1]然而，電影也有別具心思之處，例如最後一幕(現時暫且要賣個關子)是貫穿了整個故事，表達出「人要接受失敗，這才可以勝過失敗的陰影」。電影中陳強要求平川真理打一場擂台，不管嬴或輸，只要她盡力捱到最後一刻；陳強在訓練平川真理時也曾語重心腸對她說，她一定會遇到比她強的人。這些片段都是要表達如何面對失敗比成敗本身更重要。《一代宗師》的葉問(梁朝偉飾)說過一句名言「功夫，兩個字，一橫一豎；錯的，倒下；對的，站著。」所以，我們的焦點都集中在站著的一位。然而，花無百日紅，最強的人也有倒下的一天，步下他舞台的一日。所以人未能接受或面對失敗，他就可能一直活在失敗的陰影下。

從導演杜汶澤的背景看，《空手道》或多或少回應著現時香港社會的政治情況。事實上，電影中有好幾幕及好幾段對話也明顯表達出這方面信息。所以，這電影讓人想到儘管過去的社運失敗了，政權比以往更無所不用其極去打壓社運力量，香港整體也似輸了。然而，香港人總不能因此就陷於失敗的陰影中一蹶不振，怕失敗或見不到出路就自我放棄。電影要表達的信息：即使最後被打倒，也要捱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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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情可參這篇影評〈香港亞洲電影節隆重呈獻:《空手道》(The Empty Hands)點評:你無法改變世界，但你能改變自己!〉。

十個拆彈的少年，拆掉了國家神聖的一面

二次大戰過後，許多德國少年戰俘被強迫拆走德軍所埋下的地雷，他們在完成這危險任務之後才可得到釋放返回德國。電影《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以此事為背景，講述一名丹麥軍官被指派帶領十名少年德國戰俘拆去海灘上45000個地雷。在二戰期間，丹麥曾被德國佔領了一段日子，所以戰後丹麥人對德國人恨之入骨，這名軍官也不例外，但他因著親身接觸這些少年人，又親眼目睹他們一個又一個在拆地雷時斷送生命，就改變了對這些德國少年人的觀感，最後他竟設法營救那幾名僅餘存活的少年人。

現實往往是複雜，這電影沒有淡化這事的複雜性，它有好幾幕刻意顯出一些難言對錯的矛盾，例如軍官沒有為德國少年提供食物，以致他們身體不適，這大大增加他們拆地雷時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劇情也指出戰後食物供應十分緊張，丹麥人沒有理由為德國戰俘提供食物。又例如丹麥強迫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拆地雷固然是不公平，但這些少年人既然上得戰場，就是德軍的一份子，比起丹麥人他們就更應去拆除德軍埋下的地雷。事實上，若他們不去拆，最後就必然是沒有人拆或由丹麥人冒死去拆，這對丹麥又豈是公平？

然而，不管誰對誰錯，這些少年人確實是其中一群無辜者。那麼，到底是誰迫使這些仍有大好青春的少年人去冒死？首先當然是丹麥人，他們只因著少年人是德國軍人，又因著丹麥人的國仇家恨大命題，就掩蓋了他們對少年人的憐惜，不理他們的死活。其次是德國人，或許在戰爭後期德國壯男大多數己上了戰場，只剩下少年人，但為著國家的「偉大目標」，德國就連少年人也不放過，推他們上戰場去，他們也因此成為戰俘。不論是丹麥人或德國人，背後也是一種國家意識及情懷，使丹麥人去恨一些私下跟他們無怨無仇的少年人，也使德國人親手摧毀他們的下一代，間接叫下一代作他們的代罪羔羊，去還他們所留下的戰爭債。

所以，十名少年拆掉地雷，他們的故事也拆掉所謂國仇家恨的大義凜然，讓那軍官可以脫離國仇家恨的綑綁，以人本性的善去對待這些少年人。少年人的故事也拆掉了所謂為國捐軀成就大義的神聖，叫我們反思國家這群體到底有多神聖。

誠然，人是活在群體之中，這群體可以是一個個具體有交往的三五知己，親朋戚友；也可以是概念性及以地域或血緣為本的社區、城市及國家；又可以是以價值、信念及傳統為本的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個群體可以說是比起其他群體更神聖及重要？論具體，國家比不上親朋戚友的群體；論範圍廣闊，國家又比不上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麼國家這群體的超然神聖地位從何而來？一個人要背負多少國仇家恨？人為國家名義的犧牲，又可以去到幾盡？有關國家的神聖，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所言甚是：

In most of its descriptions, modernity is presented as a time of secularization …… and disenchantment. What is less often mentioned, however, though it should be, is that modernity also deified and enchanted the “nation,” the new authority—and so by proxy the man-made institutions that claimed to speak and act in its name. “The sacred” was not so much disavowed as made the target of an “unfriendly takeover”: moved under different management and put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ergent nation-state.[1]

在大部分對它的描述中，現代性被說成是一個世俗化‥‥‥和解魅化的時期。然而，較少提及的(雖然應該提及)是，現代性也把「國家」這個新的權威神格化和迷住了 — 那些聲稱以國家的名義說話行事的、由人所創辦的、並代表國家的機構亦復如是。與其說「神聖的成分」被否認，不如說它成為了一種「被不友善的接管」的對象：被另一種管理手法移除，並使之為新興的國家效勞。(李金好譯)

簡單而言，Bauman大致指出現代為以往很多東西除去神聖的元素，卻為「國家」這概念添上神聖一面。然而，今日不少人把這些添上的神聖，看為是理所當然。走筆至此，想起香港近來有好幾件關於國家及國旗的神聖不可侵犯事件，不禁有點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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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ygmunt Bauman,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2005), 44.

城邦．帝國．教會

「城邦」二字對於今日香港人而言不會太陌生，因為近十年來有好幾本引起關注的著作以香港為處境去討論城邦概念。這書從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及歷史角度更深入討論城邦的概念，譯者說這書是英語世界乃至整個世界的第一部研究城邦的專著。原著書名“Sovereign City: The City-State Ancient and Modern”可顯示書中兩個重點：談論城邦的政治信念及它作為一種國家類型的興衰史。

作者指出古今主要出現過四種國家類型：民族國家、帝國、城邦及聯邦。他較多談論帝國與城邦，因為兩者通常有著此消彼長的關係。它們的定義如下：

²  帝國是由一個特別的民族或人群大規模的領土擴張所形成的。統治者想增加自己的權力及影響力，並且試圖平息人們的不滿，所以鼓勵他們把其他人當作自己的掠奪物。

²  城邦由一些城市組成，他們自認為是國家，既完全獨立又能保證在處理自己事務方面的高度自治。

除了自主自治之外，城邦還有其他的重要元素包括多元、創新、參與、人性化及細小規模等，這些都跟帝國相對。

²  城邦的最本質的特徵是在一切地方事務上具有熱情。它們是廣義的希臘之一部份，但它們的政府、它們的法律、藝術、理想和居住土地上所產生的神祇卻不是，也未受有人將上述這些強加給他們。它們是按照人的規模建立起來的，適合於人性及其需要，但帝國卻從不可能這樣。城邦世界是多種多樣的，它創造了使新思想與新理念容易出現的環境。‥‥與此相對，羅馬最終將其意志強加於一切之上並且致力於建造一個統一和集權的世界。

²  規模、參與、寬容與自由構成一個整體，這些使穿梭歷史的城邦對那些追求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好生活"之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在一個細小範圍內，人性可以通過藝術、建築、科學和哲學得到最充分的表達。

有關城邦的興衰史，作者上溯至3000年前的非利士人，之後是推羅，迦太基和其他腓尼基人。接著，城邦概念在希臘時期發揚光大，並隨亞歷山大延至中東及北印度。城邦也隨殖民主義，被帶到伊斯蘭地區及亞洲。他認為香港及新加坡是今日的城邦，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忽略了香港的自主性受著一個近似帝國的民族國家所壓制，香港其他的城邦特色也岌岌可危。

從社會議題轉到教會議題，教會作為一個國度，她應較為似帝國還是城邦？福音書所顯示的天國某程度上有著帝國的特色，例如耶穌基督乃天國君王，登山寶訓顯示天國的法則，好幾個天國比喻顯示出天國的審判，大使命也顯示天國向外的伸延擴張。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有些教會在組織架構及發展上，甚顯出帝國的味道。然而，地上的教會畢竟跟天國是有所分別，地上的教會是否應當像天國一樣顯出帝國的特色？《使徒行傳》顯示由不同地方教會所組成的初期教會卻有著城邦的特色：多元與寬容。例如在被稱為第一次大公會議上，會議共識是不強行以劃一標準加在安提阿教會身上，只提出幾項普遍教會都要遵守的基本要求：

²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徒十五28~29)

所以，教會是否更應追求活出城邦的價值，在細小的規模中，活現出人性化、多元的美及高度的參與性？譯者在書中指出：

²  城邦最明顯的地理特徵是規模比較小，對於希臘人來說，小是美，任何東西都要適合人的規模，城邦也像其他東西一樣要適合於人的需要。城邦也像其他東西一樣要適合人的需要。城邦是這樣的一個單位，在其中既可容納他們的文明，同時其結構和功能上的問題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來。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全體公民參與國家事務被他們看作是最基本的。

對於為數眾多的中小型教會而言，與其追求成為以堂會為中心的另一個帝國，倒不如想想成為一個活現信仰的美，人性的善及全民參與之城邦？

原力覺醒的一代宗師也敵不過的時勢

圖片：Star Wars官方網站及《葉問3》劇照

《星戰7》與《葉問3》可說是過去聖誕與新年期間兩套最矚目的電影，坊間常拿它們的票房作比較，看看原力與詠春那個更能吸金。其實，除了票房之外，兩套電影有其他異同之處更值得比較玩味。

葉問八斬刀vs黑武士光劍

圖片：左《葉問3》劇照，右http://villains.wikia.com/wiki/Darth_Vader

兩套電影也屬於以一個人物為中心的系列電影。《葉問》系列顧名思義是以葉問為中心，這系列有三集，廣義而言可說有六集，出於三位導演並由四位演員扮演葉問一角，故事涵蓋少年葉問到他晚年生活。[1]《星戰》系列有七集，黑武士Darth Vader(前三集稱為Anakin Skywalker)是首六集的中心人物，故事以他童年冒起開始，到最後改邪歸正及死亡結束。第七集雖以一個新的世代為背景，但幾個重要角色也可能跟黑武士有密切關係。[2]無巧不成話，這兩位中心人物所用的武器竟有相似之處。黑武士使用光劍為他的武器，光劍的經典進擊招式是攻擊對方持武器的手，為要把對方的手連同武器一同削去。黑武士及好幾位絕地武士(Jedi)也曾因此失去前臂。八斬刀是詠春的兵器，它的用法也是削對方持兵器的手，使對方掉下兵器。八斬刀少見於《葉問》電影中，《葉問3》難得有葉問與同門張天志比試八斬刀武藝的場面。

《星戰》與《葉問》的中心人物也深愛妻子，同時經歷喪妻之痛，但影響卻截然不同。

圖片：

Star Wars官方網站

《葉問3》劇照

另外，黑武士與葉問也深愛妻子，同樣也經歷喪妻之痛，前者因預感妻子死亡而產生恐懼與憤怒，繼而想得到更大的力量去扭轉她的命運，結果墜進原力黑暗的一面。在《葉問3》裏，葉問面對妻子快將離世，便毅然放下個人榮辱聲譽，陪伴愛妻走人生最後一程，不失一代宗師的風範。兩者在相同的情況下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及結果，相映成趣。

這個同中有異的旨趣，除了在兩位中心人物身上之外，也可見於電影的其他部份。這兩套電影也有兩個重要元素：武打與故事性。武打元素使電影多有大型打鬥場面，而故事的高峰往往就是正邪兩個主角的單打獨鬥。在這方面，《葉問》電影的真功夫過招比《星戰》一味的光劍格鬥刺激及優美得多。論到故事性，由於葉問其人活在動盪的時代中，他的一生也充滿傳奇，所以《葉問》電影有多個可以發揮的故事元素，例如大時代的變遷，師徒關係特別是他與李小龍的關係，傳統的傳承與創新等，可是好幾套《葉問》電影在這方面的發揮差強人意，故事單薄。相比之下，《星戰》電影在這方面就絕對勝人一籌，它的故事包含許多元素，涉及政治、哲理及科幻等，電影在各方面也十分細緻，成功地塑造出一個新奇但又非完全陌生的世界，使觀眾恍如置身於另一個宇宙之中，電影甚至影響人們對現存世界的詮釋，例如《星戰》電影帶來絕地信仰(Jediism)，《維基百科》顯示2001年在英語系的國家中竟有多達50萬人自稱是絕地教徒。 

強大的第一軍團，實力無可匹敵

圖片出於Star Wars官方網站

另外，兩套電影可說是以善惡對立為背景，述說著一個時勢凶險的故事。在《星戰》電影裏，邪惡的議員長Palpatine以平定動亂及宇宙維穩為理由，不斷擴充自己的權力，到最後就索性把民主的共和國政體變為邪惡獨裁的帝國。這帝國的勢力所向披靡，遠遠勝過正義的反抗軍。帝國雖然在第6集被消滅，但第7集的邪惡第一軍團也具有這種無可匹敵的力量，所以在《星戰》電影中，邪惡一直是鋪天蓋地主控制著宇宙大部份星系。在《葉問》電影裏，時勢往往比人強。在日本侵華之後，葉問由一名生活無休的富家子弟，淪落為隨時三餐不繼的小民。他雖有一身好本領，但在香港因受到其他功夫門派排擠，使他開館授徒遇上很多難阻；他可以一個打十個，但對於朋友的生活拮据或落難苦況，政府的貪污腐敗，他顯得無能為力。及後他有點名氣，生活較為安穩，卻不能救活患上絕症之愛妻。

葉問的貧困處境

圖片出於《葉問2》劇照

面對著惡劣時勢，《星戰》電影所表達的善，在個人層面是抗拒邪惡的試探，不以憤怒、恐懼或貪婪等去追求更大能力，黑武士失敗了，他的兒子Luke Skywalker卻成功。在整體層面，《星戰》電影的善是破壞邪惡勢力的個別計劃，例如炸毀死亡之星，暫時阻止他們的惡行，但絕對談不上一舉殲滅邪惡勢力。面對時勢比人強，《葉問》電影所表達的善不在於抗拒惡或勝過惡，而是彰顯在個人生活裏及在家庭之中：善就是簡簡單單跟家人一起吃飯及陪伴身邊的人，這些比起勝負名聲更重要。這是《葉問2》及《葉問3》所一致表達的價值。

面對凶惡的時勢，人再有本領也會感到無力與無奈，或許人在這光景下，只可保守自己不接受惡，也盼望可以小勝邪惡，在生活中在身邊的人中實踐小善。

兩年多前一篇有關《葉問》電影的網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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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問前傳》、《葉問》、《葉問2》、《一代宗師》、《葉問：最後一戰》及《葉問3》

[2] 有分析說第7集的神秘邪惡首領Snoke就是黑武士，但第七集留下太多伏筆及未解之迷，現階段難以清楚各角色的關係及由來。

暴亂未算可怕，更可怕是‥‥

年初二早上的新聞驅走了新年的歡樂氣氛，使人不安與沉重。不論我們指責黑警先撩者賤，或疾呼要把暴徒繩之以法，這都主要是情緒宣洩，無補於事，因為再罵，所謂黑警也不會變白；大舉搜捕，所謂暴徒也只會春風吹又生。這不是說不分是非黑白，而是說與其怒罵譴責，或為事件定性定位，不如看清這事給我們甚麼信息。

我從電視畫面觀看，除了看見使人不安的衝突鏡頭之外，我也見到所謂的「暴徒」不多是惡形惡相的滋事份子，他們就似日常身邊的青年人，他們有些更穿得斯文有禮，比同樣帶著口罩的良景邨「管理員」和藹可親。另外，我也看見很大的仇恨，群眾不是要衝擊警方防線，部份群眾似是把積下的怨憤發洩在四面受敵的警員身上。同樣，個別警員也有佔中時的情緒表現，失去理性地以手上武器狂打被捕人士甚至是記者。

鄰家男女孩也勇武起來﹗群眾間的怨恨之深，連一個已倒在地上的警員、市民及記者也不放過﹗這明顯是一個警號，顯示民怨或至少是部份市民的民怨已去到爆發點，情況有點像世界各地影響深遠或傷亡慘重的社會運動，因著一件民生小事就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全國衝突。暴亂未算可怕，香港在60年代也經歷過兩次暴動或騷亂，事後殖民政府痛定思痛，在行政制度作出多方改變，之後也繼續推行革新的政策，便帶來大家也津津樂道的麥理浩黃金年代。所以，若政府懂得反省應變，從善如流，暴亂帶來的問題還是可以化解。更可怕的是政府在暴亂後只懂得指責謾罵，仍以假大空或政治術語去罔顧現實問題，例如死撐說警民關係一直很好，或說很多市民支持政府施政，今次事件只是一小撮青年人受到思想毒品影響所致。政府事後所作的又只是大舉到處又拉又鎖，或藉此要求再提高警方防暴配備，期間各高官也當然如常放假外遊。這樣，未來的暴亂將會更多更激烈，香港的永無寧日已不再是指到有很多遊行示威，而是指到常有大型社會暴力衝突，使多人死傷。

從現屆政府過去的表現看，我們有理由對此抱悲觀態度。未來可見的社會炸彈已不少，例如網絡23條立法及七警及朱警事件結果，當然少不了香港人的夢魘：梁振英連任，這些統統都可以引發出社會騷亂，但今次事件或顯示香港社會已去到一個地步，凡事都可成為社會炸彈帶來大型暴亂。若擁有龐大人力物力資源的政府對此社會警號坐視不理或只以打壓作回應，這猶如只以築堤倒塞之法去治水，不懂疏通河道。所以，日後社會出現更大規模的爆亂而帶來死傷，建制當負上最大責任。

在這惡劣時勢之下，小市民受到扭曲政制的限制而無從有力改變政府，但我們仍可從自己出發，不讓自己心裏懷恨，多去易地而處思考所恨惡的對象之處境，同時也不要因部份「真黑警」或「真暴徒」而一竹篙打一船人。這樣，我們或許才可以在個人的生活圈子中作和平之子，化解人們對執法者或抗爭者的一點仇恨。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把人們對此事的關注轉離膚淺或無益的議題如「以此為反面教材」、「增強警力」或「掟磚不算暴力」等，聚焦在社會的根本問題上，例如是甚麼使這些青年人有這麼大的憤恨？政府如何正面疏導這股怒氣？整個城市是否可以放慢步伐，先去醫好我們的內傷？

相片出處： 星島日報 - 警方會考慮檢控被捕人士參與暴動罪行。羅振輝攝

十年

電影《十年》是對香港十年後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轉變作出想像。看完後，我隨即有個感覺：有無咁誇？這可能是出於心底不想見這結果，也可能因為個別短片實在有點嘩眾聚寵。然而， 回想在十年前，我又是否會預料到今日的社會光景？

1.前任特首及司級官員涉貪或已判罪，現任的收了五千萬而不親自作公開解釋；

2.廉署一哥跟國內官員一樣「酒池肉林」；

3.不只一次，疑似黑社會或流氓等介入社會事件支持政府；

4.政府沒有正視執法者濫權，反而拖延處理事件；

5.當政者公然扭曲普選的定義；

6.傳媒工作者無故被襲，電視牌照數目無理被規限；

7.高級知識份子公然集體作出荒天下之大謬的決定；

8.中共在基本法上僭建新的指引、解釋及白皮書；

9.香港人竟會噓國歌

10. 中年學者及年老牧師竟甘願走到街上違法達義

......

隨便都可以寫下近來使人不寒而慄、感到困惑或憤怒的事，若要再寫，還可以有更多。十年前，我們或會想像到當中一兩件事，但若說十件或更多這類的事全部發生，十年前的香港人必會說：有無咁誇？所以，從香港過去的變化而言，這電影的故事也非危言聳聽或憑空想像，事實上部份情節是從上述事件引伸出來。然而，歷史發展又不一定是直線重覆著先前的路，它往往充滿很多意料之外的事。電影也不是為香港敲響死亡宿命的喪鐘，它更想要帶出的意思：為時未晚，今日不要習慣了扭曲的價值。

電影由五部短片(浮跨、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土蛋)組合而成，所以整體而言有些零碎的感覺，但也可以看電影是藉著不同短片，描繪香港在全面赤化威脅下的眾生相，詳情及我的短評如下：

浮跨 — 講述政權與黑勢力勾結，故事具震撼力，讓人反思「既然無力反抗政權，不如相信它，跟它合作」是否一條出路？

冬蟬 — 以保育為題，但手法抽象，故事顯得無厘頭，給人無病呻吟的感覺。

方言 — 談論廣東話漸被普通話取代，普通市民的生計如何受到影響。劇情太單薄，有點嘩眾聚寵。

自焚者 — 描述一群擁抱理想及堅持原則的人如何回應政治黑暗，內容豐富及有警世性，手法獨特感人。

本土蛋 — 智叔壓軸出場，以父子兩代為背景論述政權對市民的思想控制，故事有溫情及具啟發性。

整體而言，電影雖有不足之處，但更多的內容是很直接、震撼及另類，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給人很多反思，也同時帶來一點沉重的本地電影。